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引言

重读学院作家葛红兵的小说《沙床》，让我想起了昆德拉及其小说。

不同的小说家，对小说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义。昆德拉把小说定义为对“存在可能性的探寻”。对于什么是存在，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定义。例如，丹麦哲学家祁克果认为，存在是一个只对人才适用的概念；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则远远比祁克果的要宽广得多。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复杂得多。这里不作过多展开。可以肯定的是，对存在的探讨，人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面向。昆德拉的定义，自然如是。它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日常所习见的生存，并非本己的生存，因此写作小说的目的在于透过文字，将潜藏于生活表层之下的“真实存在”挖掘出来。对此，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理论启示。他认为，可能性比现实性更为重要，“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此在或者自己挑选了这些可能性，或者陷入了这些可能性，或者本来就已经在这些可能对于性中成长起来了。”[①]

《沙床》和昆德拉的绝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也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它的写作目的，也在于挖掘存在的可能性。《沙床》里的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学生、教师、商人、音乐家……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身份是不重要的，是“身外之物”。身份只是一种类的限定。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生命里最柔软、最细微的、最贴近灵魂的部分。在《沙床》里，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沙床》里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哲学教授诸葛。诸葛在“写”一本名字叫《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书，即追问生存的存在论结构。追问的目的，是要解释什么东西构成了生存以及生存的意义何在。我们也可以对诸葛进行一个存在论的解读。

一、在世界之中

在海德格尔那里，“在之中”是一个绝对重要的结构。我们首先是“在世界之中”。需要阐明的是，在世界之中意味着什么？换言之，人生在世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的本质是“操心”。为了论证其“操心理论”，海德格尔借用了神话的力量：一个名为“操心”的女神，用泥土塑造了一个“物”。此物即所谓的人。遇到朱庇特时，操心女神请求朱庇特赐予这个“物”以灵气。朱庇特答应了。在命名该“物”时，两位天神发生了争执。后来地神台鲁斯也参与了争执，理由在于，造成该“物”的泥土属于台鲁斯。争执不下，三位神只好请农神裁决。农神提供的是一个“尘归尘、土归土”的方案——朱庇特赋予其以灵气，因而在他死后应该得到其灵魂；地神所得为身体；操心女神第一个造出他，因而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占有他。

按照卡西尔的说法，神话思维乃是一种“隐喻思维”。在《语言与神话》一 书中，卡西尔把神话的隐喻思维看作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中的隐喻是：只要人活着，就得“操心”。诸葛正是这样一个操心之人。他始终是焦虑的，或者说，他始终在危机当中。

“在世界之中”意味着“操心”，“操心”意味着“筹划”，筹划又和“沉沦”相连。人和“他者”打交道为“操劳”，和“他物”打交道为“操持”。单说和“他者”打交道——“他者”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常人”是相通的，“常人”有六个基本特征：服从、公众性、平凡、适应感、迁就、不负责任。“常人”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沙床》第一章第三节就列举了很多例子：黄大力教授主张把哲学系改造成思想作风改造系，理由是在小康社会，生存问题已经不成问题，研究“生存”的西方哲学没有用武之地了，研究思想作风的中国哲学正可发扬光大。系主任田兆丰教授是黄大力的高足，为了在政绩和尊师之间求得平衡，把一个下肢截瘫的学生定义为“0.5个人”；董从文教授则陶醉于其文章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年里把同一篇文章给同事送上三次……

诸葛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在写给女友的一封信中，诸葛如是说：“其实，我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之所以看上去那么积极地做它们，只是想尽早地摆脱它们，外表上看，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做得很快，其实呢！我只是出于厌倦在做，而不是出于热爱……我正在写《哲学人类学》，我把厌倦、悔恨、穷愁看成是人生的常态，怎么对付它们呢？大多数人用的是‘眩晕’，在这些东西里晕倒、迷醉。”

如若按“常人”的标准，在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诸葛的表现是不算太坏的。在这个学术、教学、家庭生活乃至一切事物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盲目地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做事情“做得很快”的诸葛，从表面看来，和时代本身是那么的合拍。然而，他并没有从中得到享受。诸葛说，他并不喜欢他正在扮演的角色，甚至是痛恨的，但是他不能摆脱。

这时候的诸葛，既操劳，又操持。他在冲突之中。冲突来源于他不愿意沦为“大多数人”，也就是“常人”，不愿意陷入“眩晕”，不愿意让生命耽搁于“沉沦态”。诸葛却不得不做，因为诸葛“在世界之中”，因为他没有力量。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二、疾病和死亡

“在世界之中”对于诸葛来说，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限定，还不足以将诸葛和“常人”区别开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具体的限定。海德格尔本人就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入”各种各样的“在之中”：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等等。如果说上述的限定仍然过于抽象，那么，我们可以将目光聚集于诸葛的一个更为具体的限定：“在疾病之中”。

在诸葛家族中，存在着一种遗传病：肝纤维化病。患此病者，通常会短命。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限定。疾病的强悍之处在于，它是发散的，会变化，会生长，成为一个强大的阴影。在疾病的阴影内部常常会生出另一更强大的阴影：死亡的阴影。死是人生的终点，是生命的终结。然而，它又不仅仅是终点和终结。更为重要的是，它既喻示个体的有限性，又直接参与个人本质的构建。

海德格尔把死亡看作是终极之物。“终有一死者乃是人类。人类之所以被叫做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他们能够赴死。赴死意味着：有能力承担作为死亡的死亡。只有人赴死。动物只是消亡而已。”[②]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主张人也就是“此在”要“向死存在”。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才是“向死存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终有一死之物”，我们就不能把它撇在一边，使其处于悬置状态。它时刻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会从“现存之物”沦为“曾在之物”。终归有一种“畏”，或者“怕”，影子似的，跟随着我们。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是不太容易意识到死亡的存在的，也不太容易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诸葛没能从中超脱出来。除上述两者，疾病对诸葛还有第三重的影响。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③]在这里，家族性遗传病指向的是家族之根的岌岌可危和“周围世界”的不确定。人“在世界之中”，而又首先在“周围世界”之中。家族之根的脆弱性，“周围世界”的不确定，加深了诸葛在世的漂泊感。这一点，我们从诸葛和他父亲、大哥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诸葛活在多重阴影之中。它们影响了诸葛的爱，影响了诸葛的恨，影响了诸葛的方方面面。活在阴影之中的诸葛是虚无的，他说：“没有什么爱能追上我的虚无”。海德格尔也曾将“存在与虚无”连接起来。在谈到虚无主义的根源时，他把根源归结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他认为，在这一传统里，发生了对“存在的遗忘”，因此需要“回到存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沙床》也是一种返回。诸葛也在思考“存在的存在论问题”。海德格尔寻求“解蔽”，寻求“敞开”，寻求“澄明之境”；诸葛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海德格尔常常运用“返回”的方式，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路径。说到底，向后遥望，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向前遥望，目的不外乎是更好地活下去。诸葛也在寻找属于他的存在方式。对于现成的存在方式，诸葛是不信任的。他觉得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他只是“陷入”，而“挑选”没有发生。在和“他者”以及“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诸葛常常会想起《圣经》，想起上帝。然而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微妙的：既信任，又怀疑。（他对《圣经》的领悟，也和一般人的解读不同。）这就意味着，上帝（宗教）不能成为他的救赎。

不信仰上帝不要紧，我们完全可以把他撇到一边，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依傍。学者刘小枫说：“‘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不相信’和空虚。”[④]这种不相信，同样会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以从诗人兰波那里感觉得到——“我一向如此：不相信历史，抛开准则……我该为我的愤怒而拥有地狱，为我的骄傲而拥有地狱。”[⑤]当然还有那位赤裸裸地喊出不相信世界的诗人北岛。例子可以一直举下去，不过在这里，诸葛才是中心。诸葛没有这种力量。他总是“半信半疑”，这是他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的原因。

三、缺乏经验

需要追究的是，诸葛为什么会“半信半疑”。这里也许需要稍微延伸一下，再谈一谈昆德拉。昆德拉把“缺乏经验”看作是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人生下来就这么一次，人永远无法带着前世生活的经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人走出儿童时代时，不知青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结婚时不知结了婚是什么样子，甚至步入老年时，也还不知道往哪里走：老年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大地是缺乏经验的世界。” [⑥]

对于个体来说，生活总是缺乏经验的生活。群体的生活经验对个人来说，会有帮助，不过也不是无限的。价值往往需要经过重估，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发生作用。重估之后，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⑦]

以上是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发出的追问。其实，这种对“缺乏经验”的处境的理解，并非仅仅属于昆德拉。海德格尔有着同样精致的描述：“世界决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够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轨道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隶属于它。”[⑧]“存在者的许多东西并非人所能掌握的，只有少量为人所认识。所认识的也始终是一个大概，所掌握的也始终不可靠。”[⑨]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在索福克勒斯的时代，这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出，而且有人还提供了“答案”：“偶然控制着我们，未来的事又看不清楚，我们为什么惧怕呢？最好尽可能随随便便地生活。”[⑩]诸葛的“半信半疑”，正是因为缺乏经验。他无法信仰那个苦难的上帝，也无法相信这种快乐主义。诸葛不相信林林种种的话语，他要追问，要深挖，却终归难以“造出”一种对他来说行之有效的话语来包裹自己、说服自己，让他自己在这种话语中得到力量、焕发光芒。

在缺乏经验的背后，有着更深远的指向：人的理性力量之虚弱。也就是说，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和非理性相比，诸葛更欣赏的是另外一个词：情性。情性似乎可以分解为两个词：情与性。缺乏经验的诸葛，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茫然地为自己的“情性”所左右：Anna、张晓闽、Onitsuka、裴紫……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他的虚无一次又一次地劫持他的能量，让他落入深渊，落入一个比“常人”所在之处更深的深渊。诸葛“写作”《哲学人类学》和《个体及其在世结构》，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结局是悲剧性的，诸葛最终还是被他作为一个“在世的个体”的有限性所裹卷——死亡披着家族性遗传病这一黑色披风，向他走了过来。

前面已经说过，死是个人有限性最大的喻示。海德格尔说，要“向死存在”；而诸葛抗议似的说，“没有人能在死亡中生存”。无论是倾向于“to be”，还是“not to be”，死终归是个人所不能改变的命运。在等待死亡来临和自动迎接死神之间，诸葛选择了后者。诸葛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给自己划上句号，这是最重要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事情比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更重要。

在诸葛身上，他先前所企求的超越并没有发生：诸葛终归是落入了有限性之手。不过，在他身上发生了另一种超越：诸葛在有限性之中作出了选择，他认为是合理的选择。寻死，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诸葛也有畏，也怕死。不过，在这里，在诸葛身上，寻死便是“赴死”。这时候的诸葛，是柔弱的——“无法平息自己的绝望情绪”，只好选择死。这时候的诸葛，又是强悍的——“赴死”，也需要“足够的勇气”，也需要“真正的决心”，也是指向极限的，并不见得比选择活下去要容易。

结语

诸葛是一个“在路上”的个体。他并没有弄清楚：生存的意义何在。如同本书的结尾所说的：“太阳暗了，但是病房的灯没有亮起来”。

在种种限定之中的诸葛陷入了虚无。我们当然可以指责他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不应该仅仅停留于道德指责。这种指责，总是简单粗暴、不得要领，丝毫无助于领会存在的本质。在指责之前，或者指责之后，我们或许应该将一部分精力用在这些问题上：虚无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摆脱？事实上，虚无并非诸葛的创设。诸葛也不是此中的极端。学者张志扬就认为，虚无即生成的属性，而他“将我在的在体论设想为虚无，古今皆有同道……对我在之残缺的确认，其实是诸多思想传统的一个基点：希腊思想传统称为人的有限性，基督教采用了一个多引致误解亦被不恰切地解释的‘罪’概念——在佛教、道家思想中也可以看到我在之残缺以致虚无的体认。”[11]

关于人在世的本质问题和如何在世的问题，我们从未真正解决。因此，我们既需要前瞻，又需要后顾。后顾也许比前瞻更为重要。需要强调的是，《沙床》是一本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而不是一本个体在世的“经验”之书。诸葛的经验也许是不重要的，他的经验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诸葛的体验是重要的。在阅读《沙床》时，也许我们都需要放下那种惯常的期待：对经验的期待。《沙床》的价值，也许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一种或许是基于想象的可能性，在现身之后，理应成为一个路标。作为一部指向存在的小说，《沙床》是有所标明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