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会淡去的记忆

                                  冯 澜                                

祖父出生在1919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有时我在想，如果祖父再早生二三十年，也去北方求学，会不会成为其中学生一员么？彼时家中殷实，祖上鼎盛时期，办有“隆盛”商号，富甲百里，有良田2500亩,并有经清政府核准经营粮棉油和食盐特权。

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大，祖上信奉的还是土地、四书五经及忠孝节义，对共和，新式教育、留洋之类貌似兴趣不大。

自鸦片战争后，民族工商业特别是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之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隆盛号的生意日渐中落。清末民初又由于地方割据和战乱，生意雪上加霜，开始落败，至我祖父一代时，家道中落，已无田地。而高祖父早逝，孤儿寡母，祖父从小被迫去十里外的现在的孝昌白沙镇，给大地主胡翼武当长工，只有一栋雕梁画栋但已破旧的房子顽强显示着家族曾经的荣光。

祖父成年后仍命运多舛，其中有两次差点为日本人所害。

在白沙铺卖工时，祖父有一年冬回家经过澴河边的沙场沙场----现在地现空降兵某部伞兵训练基地，不幸遭遇过日军追击新四军游击队。因风沙弥漫，日人看不清新四军逃跑的方向，就用刺刀顶着祖父的后背要祖父指路，幸亏祖父穿着厚棉袄，急中生智故意错指方向，才幸免于难。祖父回到家时发现背心已有血迹。这也可能是祖父一生中最为勇敢的事！

不久，祖父又被黑包工头忽悠到大冶铁矿给日本人做苦工，因身患痢疾逃离铁矿，鬼子怀疑劳工有传染疾病，一般会隔离或活埋、火化，他逃到半路，被同伴盗走盘缠和行李，一路乞讨月余才回家中。

日本人恶毒，可恨可杀，这个曾经从死人堆一起爬出来的同胞行径，也是叫人气不打一出来。

我不是很了解一个100前的出生的普通农民的认知、格局，祖父年轻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我们附近地区同时也发生了波澜壮阔的黄麻起义、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等等大事件。

小时候我也奢想，要是祖父也去参加革命，说不定我们还是干部家庭。

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农民，他只知道守着高祖母，到地主家卖工。

听说祖父厨艺也不错，烹煎煮炸样样都会，也听说土匪要他入伙坚决不去，但是跟青山口的抗日游击队做个四个月的饭。

而二祖父是天不拍地不怕的角色，他们两弟兄在这个家庭是两个极端。

在那个时代，农村都穿长袍马褂，少年的二祖父不知从哪儿弄套西服招摇过市。

当时国共伪匪各种势力犬牙交互，以他的个性，或正或邪，或忠或奸，总之老人家一定能搞出一点声响来，不幸未及成年就已病逝

小学四年级小时候我念出“两个黄鹂鸣翠柳”，祖父接上了“一行白鹭上青天”，让我大吃一惊。觉得这个描写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诗句，好像不应该从一个身躯佝偻的老农口中说出。

祖父是读了一个“麦黄雀”的----旧时春节后至麦子黄时的短期私，但祖父已会算盘和认识一些常用字。

祖父对文化和孔夫子的敬重十分虔诚。那些年农民如厕时只能用草纸、旧书旧报甚至瓦砾，祖父如厕时从不用旧书旧报纸和所有有文字的纸张，他认为那是对孔夫子文的大不敬，是对斯文的亵渎。

祖父因为粗识文墨，忠厚老实认死理，常言:“气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更不会搞勾兑，求人说好话。他却被乡人形容是“石磙也压不出屁”来，更重要的是他从不会假公济私，所以在农村宗族房头矛盾十分复杂的时候，解放后一直保管队里的粮食。

大跃进时期，家人都靠吃野菜度日，祖父在队里食堂里当炊事员，也不曾夹带几粒米回家煮米汤喝，因此常常受人嘲笑和祖母的数落。

1959年，我祖父在专署医院住院治疗疮毒，由祖母陪护。

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他独自带着四五岁的二叔和几个月的小叔在家中看门。兄弟三人只有靠大集体配给的稀饭、蔬菜度过饥荒。

祖母后来讲：三个月后，出院回来时，看到二叔咬一口胡萝卜哭一场，哭一场又咬一口胡萝卜。老人们悲喜难抑，三个兄弟相依为命，都还活着！三叔还居然学会了走路。

后来，几岁的我，等家里饭煮熟了，经常蹦蹦跳跳去仓库喊祖父回来吃饭，老人家从没在我小口袋里偷偷塞进一粒花生或者黄豆。

生产队的一个小干部家里子女五六个，自己盗窃了生产仓库的米。生产队查库存，马上要暴露，小干部心生一计，大清早，背着小米贷，从仓库开始，直接到我家，路上间歇式撒点米，作为我祖父监守自盗，路上不慎有洒落米粒的痕迹，这栽赃栽得苦心孤诣，不想被起床早上学的孩子发现了而被昭雪。

1974年的样子，我的三叔在肖港仁和中学读初中，品学兼优。 班主任曾经感叹道，如果这一届仁和中学只有一个人能上高中，那只会是我的三叔。 结果三叔十四五岁，那么聪颖少年，回乡种田。

而几个大队、公社的、水利部门的子女或者关系户能上高中，其成绩远不如三叔，祖母气得哭了好几场。

面对这个结局，祖父一声不吭，更不会去找人一个说法。

祖母娘家是杨河集市上的，性格鲜明，“得罪了，下雨落他家田里不落我家田里”。

虽然祖父祖母加封了的老实、窝囊的标签。祖父去世后，在他的灵桌子的，祖母饭前要上贡，有时一碗腊肉热了又热，端去端来，日复一日。

不要以为祖父是一个笨拙、无趣的人。

他老人家专门我来一些一些土法制作，变废为宝。

曾经用水果罐头的玻璃瓶子，用铁丝帮扎，加了小煤油灯，给我做了一个小马灯，在村子里晃去晃来；还有用小油漆铁桶，开过小口，用钉子打孔后，做一个夹层，塞进点火的棉籽壳、谷壳，做成了小火炉，小巧别致，在冬天里暖手，和我，隔代非常亲。

小时候我淘气、任性，有点被溺爱。放学回来，嫌饭还没熟，会吵闹，叫“闹饭”，在祖母身边哼哼唧唧，当家的祖母会给我一毛钱安抚我，这个其实很不好的习惯，调皮、无力取闹实在不对，不过，钱却一分没瞎用，当时钱要么买了书包，大部分给了祖父买了几分钱一包的“山羊”和“大公鸡”香烟。

从掌管财权的祖母手里要钱，成为祖父买烟资质的渠道，给了是不是有点类似“中央资金转移支付”。

祖父其实还很有语言天赋，乡民在为填饱肚皮在努力奋斗，哪有什么心思去谈幽默、诙谐，更不懂还有什么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笑骂他是“七成”，那些精明过人说话滴水不漏的人是“十成”，比方说，一天下雨，一个人挑着担子匆匆往前赶路，他叫别人“莫急，前面雨还大些”，叫人尤其又好笑；后来，我上学，要从家里带米到学校里去蒸饭，后来米开始拿多了，祖父打趣，“是不是拿米跟班上哪个‘皇帝’进贡呀”，当时就把我委屈得哭了，其实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开始变大。

后来三叔一边自学，一边种田，还考上了省中专，一次暑假回来，祖父执意把蚊帐让给三叔，说他是国家人，以后要跟国家做事；自己老了，蚊子咬几口没事。三叔后来追忆到：“那晚具头我也无法入眠，父亲不停用蒲扇拍打蚊子，那 ‘沙沙’地搔痒声，至今我不能忘记”。

1983年，祖父就那么突然地走了，在去世之前，祖父每天挑着三四十斤的担子，步行10年到陆山火车站赶车，到花园街上卖麦芽糖，以补家用。

祖父离开世，懵懂少年的我开始懂事，伤心好久，知道这世界还有生死离别，自己读书也开始用功多了。

   二年前我还送走了他的儿子我的二叔，这就是岁月的无情，生老病死残，人生的必然规律。

祖父离世四十多年了，也没留下一张照片，一切变得斑驳和模糊。我的印象矮小瘦削，一直剃着光头，腰已朝前弯曲，手脚的皮肤近乎松树皮般地粗糙、皲裂。

祖父养育了三个儿子，留给我们只有一栋旧屋，但祖父的忠厚、仁爱以及和对文化的敬仰，是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

文章内容只是儿时的记忆和父辈的讲述，极为碎片化的，也无法证实，老辈子没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过几年我也退休了，我不写就没人写了，如果不勉强形成文字，祖父就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如一粒尘埃如一缕清风湮没消散在时间的长河，沉寂在厚重的土地中，无法还原所以的细节，只能在清明节那一天，被我的后代统称为“祖先”而被祭奠，而不知道他们在这个世上曾经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