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幸福都是有代价的
口述：若兰   实录：糖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与代价无关的幸福？有人说答案是肯定的，并告诉我她将会在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降临，我从四点时开始激动，临近五点时开始心跳，五点一过，我坐立不安。我相信，尽管她只是路过，我也会及时感受到她的存在，捕捉到她的身影。很可惜，五点四十五分后，我才发现她其实并不存在。

    我的第一个男人

    和许多受过大苦大难的人比起来，我的身世不算什么。
    我出生在北京，是满族人，祖辈曾是镶黄旗。我的乳名叫大妞，是奶妈起的。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分析出我并不得宠。从我记事起，我很少见到我的父亲。我母亲常说，嫁人不要嫁抽大烟的男人。我父亲就是被大烟害了，文不能测智，武不能挑水，靠着一点祖上传下的家产过日子。
    他的烟抽得很凶，不仅害了他，也害了我。在我十六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我的两个小弟弟，因为我父亲把我卖了。
    卖之前，父亲还是做了选择的。首先，买家人不错，是政府里的文官。这个文官深得上司的信任，贵重物品都由他保管。其次，年龄也不算太大，和我比起来，只大个二十多岁。最后，他给的钱比别人给的多。
    文官有原配妻子，是个比他年龄还大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他生了几个女儿，没有生过儿子。文官把我接进门后，经常问我：“你怎么这么矮呀？”其实，我也能和普通女人一样长高长壮的，只可惜过早的婚姻限制了我的发育。从十六岁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长高过几厘米，我的身高估计被时间老人丢在角落里淡忘了。
    他把我交给了他的原配妻子调教。从此，“姐姐”有了教导我的权利。“姐姐”并不是个刻薄的女人，她也算是个好人了。“姐姐”不爱干家务，爱和闲人聊天，爱养个猫猫狗狗。她不愿意做的事，都是我做，我比她要稍微活得累一些。除此，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至少，她没有像我母亲担心的那样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
    那几年，整个中国都处在水生火热之中。文官的上司把一批贵重的物品托付给他保管后，逃避战乱远离了北京。文官拿了财物后，胆子反而变小了，终日躲在“窑子”里不出来，生怕外人知晓他和上司之间的秘密。他托人捎了个口信回来，问“姐姐”和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逃。
    偌大个中国，我们居然连个逃的地方都选不出来。最后，文官放弃了保全财产的想法，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了武汉。他肯定是把贵重物品藏在了一个我和“姐姐”都不知道的地方，这批东西太重了，不是一、二个人可以带走的。
    文官在船上一直不说话，我、“姐姐”和孩子们都不敢惹他，怕他不高兴。船行了一半路程，突然响起了枪声，船工的屁股中了子弹，我们全都害怕得发起抖来。还好船工受的只是轻伤，他卯足了劲，终于躲开了日本人。
    在路上，两个女人给文官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所以他动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一直到全国解放才释放出来形成语言，对我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文官六十岁生日那年，我给他生了个孩子，男的。我以为可以翻身了，和“姐姐”一样有可以不干家务的理由了，和“姐姐”一样有可以与人聊天的嗜好了。谁知，一切都是梦想。我的孩子也被文官交给了“姐姐”。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孩子都以为“姐姐”是他的生母。
    1950年，文官决定休了我。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解放了，一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好。我的孩子也不能跟我，那是他和“姐姐”的最爱。
    按理说，我应该是很可怜的。其实也不算太惨，文官的上司始终没有回来，贵重物品有一小部分没有充公，被保全了下来，文官觉得有愧于我，给了我不少钱。我用这笔钱在武汉买了一套房子，靠收租金过日子。 
    后来，文官和姐姐都病逝了，他们的女儿嫁了人，我的孩子又跟了我。租金养不活我和我的孩子，我必须工作。

    我的第二个男人

    我没上过学，年龄又大，找工作挺麻烦的，托了好几个熟人，才找到一份售票员的工作。工作虽然简单，拿的钱也不多，但还是有人红眼，因为我的工作还算是一个铁饭碗。我的孩子常对同学说自己母亲在武汉电车公司上班，他坐车可以不要钱。当母亲的，最大的幸福，就是孩子能当着同学的面夸自己。
    我想再婚也是因为孩子。孩子大了，每个月跑腿帮我收房租，租我房子的人看他未成年，经常欺负他，找理由不给钱。我一个女人，又不能帮孩子出气，只能劝孩子忍着。时间一长，房客以为我们母子好说话，胆子也变大了，房租一拖就是几个月。
    日子因此越过越紧，烦心的事也越积越多。我决定卖掉房子，找个好男人结婚，把麻烦减到最低程度。孩子知道我要给他找个后爸，和我闹了几天。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我的一个好姐妹，说她当电车司机的老公认识一个姓邓的男人，心眼好，长得还行。
    邓师傅在园林部门工作，侍候花花草草很有一套心得。第一次到他家，他便邀请我去看楼顶阳台上的暖棚。上阳台只能靠竹梯，邓师傅笨拙地爬到梯子中部，我正想提醒他要当心时，邓师傅却转过声来叮嘱我先跨左脚，再跨右脚，这样到顶上时右脚就可直接跨上阳台，不用中途换脚。
    邓师傅对暖棚中的花木如数家珍，当她们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眼中看到的大多是茶花和兰花，虽不名贵，但不平凡。邓师傅对她们说了许多话，比对我说的话还多，想必她们也都听习惯了。
    这样一个男人，估计也能待我如“花”吧。
    我们的婚礼简单又热闹，该来的客人都来了。邓师傅在婚礼上没有大手大脚，把多余的财物全都交给我支配。
    可惜，我的儿子始终低着头不愿意喊邓师傅爸爸。
 
    我的第三个男人

    每个像我这样年龄人都有自己的文革记忆。
    提到那个年代的过错，很多人都会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也不例外。我最后一眼看到邓师傅，是一天的黄昏，他说要出门走走，长时间没有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去自杀。邻居说早上有人找他谈话了，谈他的出身问题，他很紧张，本来没什么事的，他也想不开，生怕有什么事。于是，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走了不该走的路。找他谈话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按说以他的性质，没有到要死的程度，也许是他想得太多了吧。
    我的儿子和我一起办理了邓师傅的丧事。我的孩子突然对着邓师傅的尸体喊了一声爸爸，声音很小，我却听清了。
    我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了，他结婚了。他找了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孩为妻，女孩因为家庭原因不能留在武汉工作，我的孩子便跟她在外地安了家。二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长得挺漂亮。我的媳妇不愿意我和她住在一起，我还留在武汉，住在邓师傅的房子里。我的孩子劝我再找个老伴，要不，我会因寂寞生出许多事非来。
    1990年，我在中山公园里认识了一个爱跳舞的八十岁的老头，他姓马。老马和邓师傅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性格外向，爱好广泛。我是因为一个笑话认识他的，他说在公园里旁若无人的讲个与时局有关的段子，和他一起跳舞的老头子老太婆都笑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老头我的儿子和孙女能不能接受，我和老马是偷偷摸摸开始的。老马有一儿一女，都反对他再婚，尤其是找个和他父亲同龄的女人。
    在我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儿子帮了我。他听了一些传言，找我证实是不是真的，我一五一十全说了。我儿子说他能理解我，他也想有个父亲，一个既对他好也对他母亲好的男人。
    我的儿子并不怀念他的生父，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姓邓的那个男人。那个在人群中并不起眼的男人教会了我的儿子很多事，明白了很多道理。他死得并不窝囊，他把一颗善心传承给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找了老马的儿子和女儿，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我的儿媳很不满意，可我儿子认为值得去做的，就像他当初为了她放弃留在武汉的机会一样。
    老马原单位里很多人都来了，他们终于有机会开老马的玩笑了，平时都是他们被老马开玩笑的。他们都说老马吃了“嫩草”。其实这个比喻很不恰当，老马吃的不是“嫩草”，是和他一样的“老草”。
    老马给了我十年的幸福生活后，他也过世了。
    我的孙女喜欢读报，喜欢看口述实录体的故事，她把我的故事整理出来给了一个会写文章的人。我希望所有看过我故事的人，都不要介意为幸福付出代价，因为那些或多或少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毕竟幸福是你们人生中最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