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文典:古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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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无力亦无权去指摘这个时代,唯有默默地瞻仰这个狂傲率真、独立坚守且已渐远去的孤单灵魂。
刘文典那个时代的“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狂。很明显,它不是哗众取宠,它朴实无华,有着根基于中国文化的积淀;它不是放荡荒唐,它狂狷耿直,有着狂风暴雨吹打之下仍不改的坚守;它不是相机而动,它一成不变,有着为自由独立而不惜赴汤蹈火的执著;它是一种如今已不见踪影的大学精神,它是一种当下已找不到痕迹的学人气质,它是一种目前已形不成认同的魏晋风骨……
1、辜鸿铭鄙视刘文典:“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
当然,国文系还有个别老牌学者对刘文典颇有意见,觉得这小子上位未免太快,二十几岁便已跻身教授行列,于是时不时故意刁难他一下。“怪杰”辜鸿铭是个有名的顽固派,一向瞧不起像刘文典这样的年轻教员。有一次,他遇到刘文典,问:“你教什么课啊?”刘文典客客气气地回答:“汉魏六朝文学。”辜鸿铭冷笑了一声,满脸鄙夷地说:“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刘文典倒也不以为意,反正那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年代,他有信心总有一天会让辜鸿铭对他刮目相看。果然没过一两年,刘文典在北大教员名册上的排名就上升到了第五,恰好就排在辜鸿铭之后。从那之后,辜每次见到他,都会主动地打招呼。辜鸿铭佩服有真才实学的人。
2、“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迁至西南联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刘文典已经逐渐以老辈自居,点评他人了。当时最著名的趣闻就是刘文典同沈从文的一些过节。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开设中国文学的相关课程。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讨论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叁佰陆拾元”。这个教授薪水并不高,刘文典1942年在西南联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文典拒绝为沈从文捧场,并坚定的发言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他甚至还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3、刘文典呵斥沈从文:”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敌机频频骚扰昆明,警报一响,天下大乱,大家自顾抱头鼠窜,争相奔往可以隐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想都没想,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了教室。
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原来那时候他最为钦佩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营养不良,视力严重下降。刘文典生怕陈教授忙乱中有个三长两短,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找到正茫然不知所措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快到学校后山的时候,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不顾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4、清丽文字“衰”样外表,吓坏学术
许多清华学生幼时读《新青年》,看见刘文典清新美丽的文笔,缜密新颖的思想,辄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才气纵横的“摩登少年”。后来又从书铺里看到刘先生的大作《淮南鸿烈集解》,读一读卷首古气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书中考据精严的释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因为有着一种观念在脑子里,所以考入清华后,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文典先生。但当第一次看见刘文典时,学生们的这种矛盾无稽幻想,一下子就逃走得无影无踪了。据一位学生回忆:
5、写文章的“观世音菩萨”论
比如大家都讲习作,刘文典的讲法就很独特。他告诉学生,其实写好文章并不困难,只要大家记住“观世音菩萨”这五个字就行了。台下的学生听了直发愣,此话怎讲?只见刘文典并不着急,眯着眼睛,慢慢地讲解道:“‘观’就是要多观察;‘世’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就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就是要有救苦救难的胸怀。”话音刚落,满堂惊呼:“绝了!”
6、《海赋》的美在于“满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
刘文典对于《海赋》的讲解方式就很独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学生:“你们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文字,跟别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学生们看了半天,没看出啥门道来。都是方方正正的中国字啊!有啥奇怪的?刘文典却像发现了惊天大秘密似的宣布,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于“满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着他颇有些自言自语地感慨道:“这个文章嘛,不论好坏,光是看到这一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涛澎湃、浩瀚无垠的感觉了,快哉快哉!”
据文史大家张中行先生回忆刘文典时曾写道:
7、“坐车”的人
只是有一次,正在上课中,不知道怎么说起了目前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刘文典突然极其反常地站起来,瞪着眼睛,大声怒斥人类的“两极分化”,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学生们听了都很惊讶,这个神游六朝的人什么时候关心起现实世界来了?
正听他慷慨激越演说到这里,下课钟声响了,那些被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同学于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门,只见一辆人力车拉了过来,刘文典飞身坐上,一溜烟跑远了。学生们这才明白过来,刘先生刚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车”的人啊!
8、西南联大的“红学家”
当年在联大,“红学专家”颇不乏人。但在业余时间开过“《红楼梦》讲座”者只有两位,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一个便是刘文典先生。
他们的讲座各有千秋,吴宓往往是从西方文学理论得到启发,用现在一个时髦名词就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加以阐发。而刘先生的讲述则是“寓言式的”,多少带有几分“索隐派”的色彩。“见仁见智”,本可互为补充,但刘先生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做出一种“唱对台”的姿态。有一则“刘文典三易其地讲《红楼梦》”的故事:刘先生原定在一个小教室开讲,后因人多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决定改在联大教室前的广场上讲。据一位曾亲聆这次讲座的学生回忆说,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另一位聆听者记述了刘先生对“蓼汀花溆”的解释:“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副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溆二字反切为薛,蓼汀二字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频频聆听,几乎一场不落。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以《红楼梦》研究为自己的学术“招牌菜”,对于一般的“红学”研究专家,历来都是两个字:“不屑”;对于充斥于街头巷尾的所谓“红学专著”,也是两个字:“不看”。然而,这样的一个高人,唯独对于刘文典打心眼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每当刘文典讲书时,吴宓总是悄悄地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一般是闭门讲课,侃侃而谈,而当讲到自己认为有点独到见解的时候,他总是会抬起头看看教室的最后面,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这当下,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9、“《庄子》我是不太懂的!”“那也没有人懂!”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还挺谦虚的啊,然而没料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而另外一个比较靠谱的版本(由当时毕业生所记)是这样描述的:
而且刘文典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烟枪”,没有烟,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一般说来,刘文典上课,香烟不断,讲课不断。讲课过程中若是发现他突然没声音了,那一定是香烟抽完了。这时候,他一定会喊过来一位平时比较熟悉的学生,从黑得发亮的破长袍口袋里慢慢吞吞掏出几张纸币,然后郑重交代:“快去替我买包精装‘重九’来!”时间长了,学生不等他说,一看到他讲着讲着没什么劲头了,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重九”香烟递上去。很快,课堂里又飘扬起刘文典虽然微弱但却有激情的声音。
学生最怕刘文典讲课时没有烟抽,因为他本来声音就很小,只有坐在前几排才能听清楚。一旦他的烟抽光了,那声音就更小了,如同蚊子哼哼。有一次,一个学生忍不住说了一句:“刘先生,您的声音能不能大一点?”刘文典当即停了下来,问班干部:“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学生回答说:“三十多人。”刘文典拔腿就走,扔下一句话:“我上课从来不能超过二十五人,今天不讲了,下课!”
一天下午,刘文典正在上课,突然烟抽完了,于是就向坐在前排的几个男同学示意要香烟。学生们因为自己的香烟品质太差,不好意思递上去,但看到刘文典一再示意,甚至连讲课都没有什么劲头了,正迟疑着准备递一只劣质烟给刘文典。这时,有人推开了教室的门,原来刘文典的家人看到他当天忘了带烟,于是专程送来两包“大重九”。一下子,课堂又恢复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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