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和“人情”，两者似乎均非坏词：一般而言，若说一个人“办事公正”，谁也不会认为是骂他；而若说一个人“不通人情”，也不像是夸他。但，这两个概念确实相互冲突，可以说尖锐对立。

在这里，与“公”相对的是“私”，与“正”相对的是“偏”，“公正”合起来意思就是不徇私情、没有偏向，即，不根据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或与个人的感情亲疏做事。而“人情”的涵义就复杂一些。它可以解作“人之常情”、“人情世故”，也可转义为“面子”（“送个人情”或“卖个人情”），甚至可以具象化为“礼物”。

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兼有理性和情感，而有些动物两者皆无，或如狗一类动物，有情感却无理性。一个人重情感，知恩必报，讲义气够朋友，绝对是优点，任何时候都是优点。但这情感若与理性结合起来，就有了问题，因为这时的所谓“情”，有可能是与个人利害挂了钩，“送人情”就属这类。其实，“送人情”当中“情”的成分已经极淡，“理”与“利”的考虑占了绝对上风。“公正”要求的是排除个人情感因素，排除个人利害考虑，于是，它与“人情”就矛盾了，冲突了，对立了。

过去看法国小说《悲惨世界》和日本电影《追捕》，觉得那两个警长很不近人情：沙威为了维护法律，对冉阿让不依不饶，紧追不舍；史村与沙威有些类似：虽然杜丘救了他一命，他还是要依照法律逮捕杜丘。现在看来，他们正是排除了我们所谓“人情”因素，虽然排除了人情之后也未必就能得到公正，如果法律本身不公正的话。但，如果因为法律有问题就可以按人情而随意打破它、践踏它，那就破坏了更重要的东西——原则。原则一旦打破，就没了底线；没了底线，就只剩下了利益。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沙威与史村的选择还是对的。更可贵的是，这两位警长还有良心，所以史村后来才会帮助杜丘，沙威最后陷于情感与原则的冲突不能自拔时才会自杀。

中国是个最讲人情的国度，自古而然，于今尤甚。政治化的年代里，我们学的文学理论有一个著名论点，就是“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其实这很荒谬：有了倾向性，很可能就牺牲真实性；若硬将二者放在一起，当所见、所闻、所感与立场、倾向也就是利益（不管是群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不一致乃至冲突时，最终还是会选择“立场”、“倾向”，也就是利益。怎么统一？这套话语的逻辑是，只有站在特定立场、坚持特定倾向，才能得到真正的、最高的真实。这时的“真实”，其实已经很不“真实”了。

非政治化的年代里，仍然有群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想公正，也难。一个人，与个人利益无关时，可以慷慨陈词、义愤填膺、大义凛然，而一旦想到说出这话、做出这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坏处，或不说这话、不做这事对自己会有好处，就会噤若寒蝉，或顾左右而言他。

而且，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公正。

不过，公正毕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因为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才会有中国足球国内联赛高薪请外国裁判，才会有各种评选评审中的匿名。虽然外国裁判也有可能被“公关”，毕竟概率小些；虽然匿名匿得不严也会被猜到，毕竟遮住了脸，可以“无情”些。只是，这“匿”要彻底，一部分匿一部分不匿，或极少数匿大部分不匿，又会造成新的不公。

较完善的法律、体制或制度是实现公正的外部因素，更关键的，还是人本身起码的良心。这良心，或者称为“绝对律令”，或者称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