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完整地参与过青岛南洋国际学校的筹建过程，曾就教育问题曾经与时任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的任靖玺有过较深入的交流，后因彼此双方观念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分歧太大，离开了南洋。

任靖玺是山西人，自称其父曾是阎西山的秘书长。大概因为出身不好，所以在改革前的年代里，生活比较坎坷，改革后上了山西大学，毕业后去海南发展，开始是在海南一个小报做记者、编辑，后在海南房地产泡沫中顺利地攫取了第一桶金，也幸运的逃脱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用海南淘来的资金先是在山西投资焦化厂，完成了由第一桶金到资本积累的过程，然后开始实现其所谓的宏大的教育产业化的“抱负”。

任靖玺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收藏点山石、墨宝，喜欢登山散步，还喜欢泡澡。就我的接触而言，任靖玺为人表面随和，但看人很透彻，内心很坚硬，不会因为任何感情因素迁就下属或同僚。对目标的追求很执着，有些不择手段，但和所有高层次的民营企业家一样，尽管如此，也不会公然违反法律，所以企业内部，包括公关方面，大多都做得比较规范。

任靖玺走到今天，曾经愤然地写过一片文章，称自己败给了没有希望的现行教育体制。该文章原本要在中国青年报刊载的，结果不但没有刊登出来，反而牵连一位编辑被停职，且相应的栏目也被取消了。

我拜读了任靖玺的文章，但我认为他真正败的，是他的价值观念，是他游走于改革不完善的灰色投机行为。我不否认现行教育体制有很多缺陷和不完备，但中国教育必须以公益性、平民性为主体，精英教育为辅助。这在全世界的今天，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教育涨满投资人腰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聊的时候，我曾坚持过一个观点，就是教育的民间投资人，要有海瑞一样的理想，你可以不像海瑞那样抛家舍业地办教育，但决不能借教育敛财。人才是投资，但不能将受教育的人才作为南洋的商品，即使是商品，你也应该从使用人才那里索取报酬，而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就完成盈利。更不能借此给黑钱提供一个漂白的渠道。

我在青岛筹建南洋学校时，国家已经出了文件，规定不许收取赞助费。所以任靖玺采取了储备金的方式，一方面承诺毕业或退学时扣除开支部分后偿还，一方面将此款当作企业的帐外融资所得，占有资金收益。这样的结果，非常巧妙地避开了国家所有相关法律的制约。因为它不构成非法集资，而所有缴纳储备金的人得不到正式发票，所以这笔钱又不用作为所得缴纳税款。当时考察青岛办学的可行性时，看重的是青岛临海的美丽风景和山东教育高质量，以及山东经济及对周边的辐射作用。在青岛南洋国际学校招生时，很多招生人员都去相对山东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比如胜利油田所在地，小煤窑、小焦炭厂所在地，因为这里富裕起来的人们，其能够积累到对几十万元随便就可以拿出来的财富中，真正靠自己勤劳守法取得的不多，而这些人大多又没有受过更多的教育，其所在地方也没有高教育水平的学校，因此能让孩子到南洋国际学校受好的教育，也算是一种圆梦。

所以，人们可以去看，南洋国际学校中，这样的子弟远远高于其他公立学校。是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的美好愿望，支撑了南洋教育集团的敛财行为。他们与南洋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价值链。

任靖玺就是这样，一方面高喊着教育救国的口号，一方面办着面向特定富有阶层的教育，一方面在口号与行为相左的过程中，实现敛财的经济宿愿。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事做人方式，是我不能接受的。而我这种清高，被任靖玺贬为北京人眼高手低的坏习惯。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们客气地分手了。

在南洋，我听到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说法，但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如果说产业化就是教育的市场化，那所有提倡教育产业化的人都自然明白，教育不能采取市场交换原则，因此为了避免舆论的抨击而用产业化代替市场化，这不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另有企图吗？如果教育产业化是说通过投资把教育及相关产业整合起来，比如把文具生产、教学用具用品生产整合在一起，自用有余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交换出去，但所有倡导教育产业化的人却都不从事学校以外的生产性投资。如果说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规模化，也像其他产品一样讲求品牌，讲求统一标准下的连锁，那么这个产业化没有太本质的意义，所有有志于办好学校的人，都在这样努力着。

诸如南洋教育集团一类办教育盈利的人们，都有一个观点，认为自己办教育是分担国家教育投入不足的困难，同时既然是投资，当然就要有回报。因此，对国家禁止收取赞助费表示非常的不满。这个观点有着非常错误的经济逻辑和道德逻辑。首先，对于赞助费，包括储备金等变相的赞助费，如果作为投资，那么依靠赞助费建立的学校，所有缴纳赞助费的家长，都应当成为该学校的股东。因为这个赞助费的本质是投资办学。那么如果有了盈利，应当按股分红给所有支付赞助费的人。其次，即使赞助费购买的是入学权，那么赞助费就应当作为投资办学的公司收入，而缴纳税款。第三，如果企业家真心为国家教育分担困难，就应当本着不盈利的方式办学，除了收取必要的学费和学生生活费用，不应当在敛财。第四，如果投资人又想要名还想要利，就应当远离社会基础教育，而建立教育基金，以支持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能够完成学业，或支持那些确有天赋的学生进一步深造。

而任靖玺却非要将两个不同价值评价体系的东西揉搓在一起，为自己的名与利服务，钻国家法律的空子，失败是早晚的事情。更可笑的是即使失败了，还悲壮的说：我败给了现行的教育体制。大有虎去威不倒，鸭蒸嘴不烂的风范。

我不否认南洋学校确实是不错的学校，因为它的师资是全国招聘的，我经手过招聘到青岛南洋国际学校的教师，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持有各地教育机构颁发有证书的优秀教师。学校的硬件设施也非常好。而且各地南洋学校的校长，也都是聘请由当地非常有名望的校长担任的。但这种模式在敛财目的的干扰下，必须通过不断的集资、不断的办学，并得到国家许可的盈利模式下，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这恰恰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赞成的教育。任靖玺所期望的这种教育模式，在美国也是无法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