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农民”。

    这类话经常在国内很多发达的城市里，作为同事、熟人之间一方嘲笑另一方没见过市面、吝啬、土气……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

        我是很忌讳这样的语言，倒不是因为我是农民，我很认真地查过，我的直系血亲中往上数至少三代之内不是农民，再往前两代大小也是个地主，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也不是因为传统的教育说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农民伯伯辛苦耕种的，所以应当加以尊重。而在现代社会里，无论种地还是操纵机床、滑动鼠标，更不过是经济分工罢了。如果从物质生产与享用角度，也只是彼此应当相互感激才对。

        在中国，农民恐怕是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而人的思维方式、意识构成，又无不受到生存方式的影响。因此一说落后，人们潜意识里就与穷乡僻壤、愚昧固执、胆小保守、进城后经常目瞪口呆的农民联系在一起。曾经有一篇叫《陈唤生上城》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农民那种怜恨交加的淳朴。就连张艺谋出彩的影片，也没少了渲染农民们原始亢奋或极度扭曲的生存状态。于是，人们指责老谋子是用暴露中国的愚昧而换取世界上猎奇者、敌对者的赞誉。再看现今社会，明明一样的做工，却也要分出三六九等来，在他们前边刻意地加上农民二字，以示和别的“工”们不同。

其实，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讲，谁家祖上不是土里刨食的？就算是草原上放牧、大海里捞鱼，也脱不了“农民”的干系。更何况中国冗长的封建历史，一直是重农而轻商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数典忘祖，单从感情上讲也没有理由用蔑视的口吻来嘲笑农民。

无论老派的武侠小说，还是新派武侠名著，大抵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将书中身怀绝技的最了不起的大侠，刻画成绝不张扬自己的武功的人；并且将此作为真正懂得武学的“范”儿。这与中国道德传统是一致的，如《留侯论》中，特别将经不得一点委屈便拔剑而起的人，称作“匹夫”。后发制人，不仅中国武学一贯尊崇的道德，也成了国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志。所以提倡这样的德行，并不是因为出自迂腐的说教，而是因为大凡有建树的人都知道“天外有天”的基本道理。都知道学习容易创新难，而自己能有点真知灼见，不过是集他人之所长而已，并非自己真的有什么异数之才。所以，真正能够彪炳历史的伟大任务，往往谦卑到极点。因为他们知道，嘲笑他人无异于自己无知。

但是，我拒绝用“农民”两个字来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论是因为面对苍天的无奈，还是艰辛生活的消磨，长久以来在农民身上形成的潜意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坚忍。能够给现代人以深深的启发，更能够驱除现代人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而产生的浮躁。

人到现在，基本不能胜天，“人定胜天”不过是自我的精神鼓励而已，人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也就是在已知的自然规律面前，无非是一点锦上添花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事情。暴雨、水灾、地震、海啸、龙卷风、太阳黑子和沙漠化，等等，预报了，防范了，却无法改变什么！好不容易造就了“骡子”这个新物种，也无法另其自然繁衍。而更为可笑的是，大凡人们想改变“天”的，其结果可以有一时的快感，最终遭到的是大自然更加猛烈的报复。沙化、非典、禽流感……莫不如此。面对自然，人是那么的渺小不堪。

宏大有宏大的气魄，渺小有渺小的精神。

农业生产固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但起特有的春花秋实，却造就了农民所特有的坚韧性格，他们每个春天都期望并坚信秋天的丰收，但并不把这种期望当作什么纲，去“天天讲，月月讲”。他们只相信，做好每天每件具体的事情，该除草时除净杂草，该施肥时施足肥料，该浇水时浇透了水，至于是否能够确保丰收入仓？只能看老天爷的脸色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老天爷非要哭个大雨成河，或者绷上5个月的脸干涸万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没有一个农民会因为今年的艰辛，却旱涝无收而放弃来年的耕种。来年的春天，他依然坚信不变地怀揣希望，重复着那些辛苦而简单的劳作。他们相信，只要自己该做的做到做好，收获就在其中，没有收获那是偶然，无非是重头再来。这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正是农业的耕作方式，让农民将面对大自然的渺小固化成眼界的狭隘，无力与大自然的抗争转化为宿命式的不思进取。但这些也恰恰成就了他们的朴实与憨厚，即使有些狡诈，也不过是恶作剧般顽皮，比较起都市里人与人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真算不得什么。而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客观规律的尊崇，对生活永远报以信心的精神，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贵的东西。

回头看看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在他们的辉煌中，很少能给人们这样深刻的启迪。那种“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信念，虽然让一些人一时地飞黄腾达，却让更多的人最终成为不齿之徒。

我并不欣赏农民的狭隘，甚至愚昧，但我更蔑视都市人的浮躁和矫狂。如果人们能够从农民身上去感悟些平常心、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人们都可以找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