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彭桂萼写了《云南抗战文化的动态》一文，发表在《警钟》第3期。该文对抗日战争初期云南的抗战文化从特点、教育活动、刊物的出版、救亡运动与歌咏戏剧、抗战文化的路标等5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评述。

    关于云南抗战文化的特点。彭桂萼认为，文化是反映事实、表现人生的照相机，也是推导现实、动员民众的飞机头。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只需要枪杆，也需要笔杆！从1937年7月至1939年8月，云南的抗战文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启蒙爆发期、逐渐坚实期、芜杂混乱期和再度发展期。在启蒙爆发期阶段，云南的文化除了抗战宣誓、六十军的出征、各界抗援会等活动和团体的成立外，《云南学生》、《南方》、《文艺季刊》、《抗敌》等刊物纷纷出版，体现了云南大众、文化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对抗敌救国的责任。在逐渐坚实期，国内的文化机关和文化人大量进入云南；“座”而少“谈”的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改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战歌》、《晨暾》、《战时知识》、《新动向》先后面世；教育厅主办的青年夏令营和学生暑期宣传队把救亡烽火烧延到乡村等等；使云南的抗战文化汇合了文化主流，而勇往迈进了。在芜杂混乱期，内地的机关团体个人进入云南后，在带来了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带来了时代残渣，民族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者的乱语妖言，无一不呈现到云南的大地。这是云南文化战斗过程中不堪回首的时期，幸而妖氛迷雾是经不住春阳蒸融的。在再度发展期，云南的抗战文化通过了严冬，从汗雨血花中再度发展起来了。原有的刊物重整阵容，增强了战斗力，新出版的《西南边疆》、《新云南》、《警钟》也站好了坚强的岗位。

    关于云南的教育活动。彭桂萼指出，抗战时期的教育，是策源抗战文化的原动力，就以抗战刊物而言，仍大半是各级学校的师生支撑着的，尤其是疏散到乡间或设于各县及边地的学校，更成了抗战文化的大本营。彭桂萼接着指出，抗战在云南教育上首先反映出来的，便是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及许多国立大学、教育团体的大量移入，使云南的文化荒原不仅茁壮新生抗战的文化，也潜蓄起坚实的建国文化来了。配合着抗战的需要，云南省教育厅也在中小学教育和民社教育方面有了不少的设置和整顿，如战时民教的推行、义教师资的训练、战时教程的调整、暑期学生抗敌宣慰队的举办、出版事业的扶助……，无一不是为支撑抗战建国，动员文化而起的。

    关于推导文化动向的刊物。就代表舆论的报纸说，有党报《民国日报》，设有《驼铃》、《抗战与建国》、《青年》、《学术》等副刊；云南的政报《云南日报》；天津迁来的《益世报》，有《宗教与文化》、《边疆》、《烽火圈中》、《读书》等副刊；《中央日报》在1939年夏出了昆明版，有《史学》、《艺术》、《敌情》等副刊；南京移来的《朝报》；此外有《腾越日报》、《抗战周报》《新商报》等等。刊物有三类，专门的战时学术研讨类刊物有《西南边疆》、《教育与科学》、《云南教育通讯》、《军事月刊》、《云南医刊》等5种；战时综合知识传播类刊物有《南方》、《战时知识》、《新动向》、《新云南》、《新民众》、《今日评论》、《晨暾》、《警钟》等8种；战时文艺类刊物有《文艺季刊》、《文化岗位》、《战歌》等3种。彭桂萼对每种刊物的主编、内容、刊期、特点和存在的缺点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关于救亡运动与歌咏戏剧。彭桂萼认为，在各种抗战文化活动中，能够深入人心，广泛发动群众，并且效果比较直接的，还要算是救亡运动与歌咏戏剧。云南的救亡运动，是在“七•七”、“八•一三”的惊涛初起就已掀涌起来的。1937年冬，省宣传委员会组织了10个宣传队分赴全省的州县和乡村，燃点起救亡的烽火。1938年暑期，省教育厅在组织青年夏令营，把生活、学习和救亡打成一片的同时，发动全省的中等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暑期抗敌宣传。在歌咏方面，昆华民教馆和省教育厅集印了大量的抗敌救国歌曲，无论在工厂、农村、学校、军营，也不管是学生、孩童、妇女，都会吼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等歌曲。云南的戏剧，在抗战时期非常活跃，除金马剧社先后出演《夜光杯》、《钦差大臣》；艺师先后出演《雷雨》、《日出》、《复活》；国防剧社先后出演《原野》、《全民总动员》外，全省各大中学校、各地区县，或舞台剧、或街头剧，无不蓬勃兴起。

    关于云南抗战文化的路标。彭桂萼指出，所有的文化人，必须克日紧密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所有的文化部门，必须好好的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要使文化切实和军事、政治、经济相配合，去集体地加强抗战，发展抗战，也从战斗的铁流中，把民族革命的文化完成起来，把地方性的文化全国化、时代化。

    彭桂萼关于云南抗战文化的动态分析和总结，不仅对抗战文化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保留提供了云南抗战文化的史实，对了解和研究云南的抗战文化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