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1106 大英博物馆(5)—— money, watch &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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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时间都是人类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归结起来,多少凡人毕生追求的理想就是凌驾于这两者之上。这两个既是幸福源泉又是额外束缚的家伙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在你面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若两者同时离去,情况只可能会变得更糟一些,而不是如释重负。
货币和钟表是财富与时间的代言,在BM的展厅里,你还可以看到这四种事物的另一种组合——用财富积累起来的钟表收藏以及曾在不同历史时段中流通的货币。加上“生与死”主题,倒不知BM安排的这几个专题展厅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而为。
1. 1960年代美国新泽西州制造的造币机

2. 左边三枚“宝永通宝”是日本18世纪初的江户时代使用的铜钱,右边是“光绪重宝”

3. 瑞典货币,上面两枚是17世纪初铸造的银币,下面三枚是17世纪20年代后铸造的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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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行左边是13世纪中期热那亚的金币,右边两枚是13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的金币,下面46号这枚是1257年英王亨利三世在位时发行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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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伦敦城出土的三个存钱罐,是15-16世纪早期的标准存钱罐样式。这个罐子造出来就是存钱用的,罐身只留有中间这个罐子这样的一条缝用来往里面投钱,用钱时就得像左边这个罐子一样被砸开,而最右边一个罐子,因为缝开的窄了塞不进钱,从没被使用过

有关“时间”的深刻触动,当年是来自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的长篇童话《时间之谜》。初中时曾从校图书馆两次借来这本书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待自己买到这书已然是十年之后,书名变成了《毛毛》。
BM的钟表展厅则给人另一种触动,展厅中这些不同年代的机器共同的使命是显示时间,而它们还是一些人的一段时间的凝结。除了赞叹那些精巧精美的工艺和一代代制表技师不懈的追求,自然也少不得油然而生的对比。
6. Camerer Cuss是一家1788在伦敦成立的钟表行,这是这个家族的第六代传人Terence Camerer Cuss的部分收藏,涵盖范围是1585-1970年

擒纵器是钟表的核心部件,它在“嘀嗒”间将能量均匀地释放给摆轮,从而保证了计时的准确性,这也成为古老计时器与现代钟表的分野。1090年(北宋元佑五年),后官至右宰相的苏颂主持复原并进一步改进了东汉张衡发明的“水运仪象台”。这台水力驱动的仪器最大的特点在于加上了“天衡”,无论是李约瑟还是瑞士人都承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纵器,也就是说,现代钟表是中国人发明的。
当然,如果从伦敦SM一路走来,你就能猜到后来事情的发展方向,这实在是太不难猜了。
人们通常认为,从1300年起,西方已经确实出现了使用擒纵机构的计时器,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钟表诞生于14世纪。从那时起,西方的钟表技师们就走上了没有尽头的革新和创新之路。而苏颂设计的水运仪象台,于“靖康之乱”后被金兵毁坏丢弃。高宗赵构南渡后想再次复制水运仪象台,但那时苏颂已经去世,他生前留下三卷本著作《新仪象法要》,里面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设计和使用方法,但一时竟再没人能看懂这书和里面的插图。直到1958年,水运仪象台才被历史学家王振铎再次成功复制。
1601年1月24日,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八年腊月二十一,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庞迪我抵达北京。在他们进奉给朝廷的礼物中,两座自鸣钟让万历皇帝爱不释手,这也算是开启了现代钟表的省亲之旅。但很显然,从皇帝到他的臣民们,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祖先与这稀奇玩意儿还有着深刻的渊源。皇帝大臣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足够自满,而红墙外辛勤劳作的的黎民,他们大概听都没听说过西洋钟表是个啥东西。
8. 大约1610年,英格兰赫特福德郡沃特福德Cassiobury公园中的时钟

9. 位于这个方的钟框架中第一象限里面左边的大齿轮就是擒纵器,整个钟用重锤驱动

10. 注意看右下角,最早的表只有一根指针,这根针以一刻钟为单位计时,所以要知道是几点的几刻,恐怕还得配合太阳……
11. 整个钟表展厅有800台钟,4500块表

16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控新教教会的时候,下令禁止工匠制作天主教祭祀用品,瑞士传统的首饰制造业因此遭受沉重打击。但加尔文认为钟表属于科学研究领域的产物,因此不在禁止之列,自此瑞士的首饰匠人们开始向钟表业转行,凭借祖祖辈辈掌握的熟练工艺水平和深厚艺术底蕴,他们制作起钟表来自然驾轻就熟。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实现了宗教和解。1685年10月18日,法王路易十四宣布废止“南特敕令”,大批掌握制表技术的新教教徒逃往瑞士,进一步壮大了这个地区的制表实力。
除了致力于钟表制造艺术的发展,西方表匠们还在技术进步方面孜孜以求。16世纪到18世纪,擒纵器的设计得到不断改进,日趋精密。18世纪末,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发明了陀飞轮,这是擒纵器的改天换地版本,它把地心引力对机械表中擒纵系统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使机械表的年误差低于1秒。
实际上,宝珀(Blancpain)、僵尸(Constantin)、宝玑(Breguet)、芝珀(Girard-Perregaux)、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卡地亚(Cartier)、雅典(Ulysse Nardin)、萧邦(Chopard)……它们起初都是一个个制表大师的人名,18世纪到19世纪后期,他们创造出传世品牌,顺便让自己的名字从此不朽。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光傻乎乎地买块表有啥意思呢。当然,人傻钱多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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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89年的怀表,来自当时的南安普顿圣安德鲁斯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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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0年建制造的银表,上面用镀金黄铜加以装饰,这块表可以整点报时,还有闹钟,四个小表盘显示日期、月相、月份和星期,不过它不能精确到分钟,只能一刻钟为单位显示时间

在大航海时代,走时准确的钟表是远洋航船确定经度的必要工具,导航的现实需求成为匠人们进一步提高时钟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动力,而直接激励则来自各国政府悬赏的大笔奖金。比如英国国会于1714年成立了“经度委员会”,在颁布的“经度法案”中规定,对于能在地球赤道上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奖励2万英镑;能将经度确定到2/3度范围内的人,奖励1.5万英镑;能将经度确定到一度范围内的人,奖励1万英镑。
因为知道两地时差就能知道两地的经度差,所以这个奖励政策翻译成制表工匠的语言就是,做出一块每天走时误差不大于3秒钟的表,能赢得2万英镑。后来,自学成才的英国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花费几乎毕生精力陆续制出了5台符合要求的航海钟,其中第一台的精度足以获得二等奖1.5万镑,第四台走了三个月之后才慢了5秒。由于受到约翰·哈里森竞争对手的操纵,“经度委员会”在颁发奖金时始终磨磨唧唧。不过历史还是给予了约翰·哈里森应有的荣誉,在2002年BBC举行的“100个最伟大的英国人”(100 Greatest Britons)评选中,他位列第39名。
15. 左边是1950年代的小座钟,右边是一台1906年电池驱动的座钟
16. 这是2008年产的电子表,真不愧是博物馆,而且这表走得很准,8分钟后BM闭馆

1765年,约翰·哈里森拿到了1万镑奖金。那一年,60年的乾隆朝正好走过一半。这位酷爱西洋钟表的皇帝召集了一批会做钟表的传教士,他们带着中国工匠和太监一道为皇家制做钟表,追求的重点是实现西洋钟表的中国化,即从材料、造型、外观上下功夫,迎合皇家的心意。至于精确度,这不是问题,一来没有航海的实际需求,二来这主要是用来彰显尊贵身份和猎奇的玩意儿,看看钟里的小人儿整点出来打点就蛮好,每天差几分钟不算个事。毕竟只有他家有表,拿几点几分来要求没有表的臣下显然太不现实了,好比全国只有他家安了电话,这可咋跟大伙儿炫耀呢。
在此前提到的《停滞的帝国》书中,作者佩雷菲特也曾提到清朝人士对于钟表等西方先进玩意儿的复杂态度:“诚然,座钟、望远镜、羽管键琴、武器等具有诱人的力量,但人们也同样觉得它们是一种威胁。于是,一种反对西方技术的深层运动就形成了。这不仅是因为尊严受到损害,也因为想要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国属性。为此便有这种有趣但又可悲的贬词:‘会报时的座钟?它们什么地方比我们的漏刻好?再说,座钟非常昂贵,而且还会坏!火炮?敌人还没打着,打炮的人就先被烧焦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无法接受!‘谁不知道因为子夜时分北极星在中国天顶上闪烁所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未,中国文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渗透,拒绝参阅除中国书籍以外的其它任何国家的著作。这种纯传统主义是以忠于中国价值观念为掩护的。而当他们不敢否认“科学”的优越性时,他们便回避问题的实质,自以为真理在握:“汉朝时没人会测算天体间的相互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朝代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用不完美的天文学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学体面。”
清朝的达官显贵们完美地继承了朱老夫子表里不一的处世哲学,虽然口口声声漏刻好,但据和珅抄家目录中记载:和府查抄钟表计大小自鸣钟五十余座,洋表、打簧金表百余只。至于乾隆,毕生都在搜集奇钟异表。他曾多次下旨,让广东海关官员重金购买西洋钟表,购买的标准有两条:一要漂亮,二要独一无二。而这位见多识广的皇帝,时常会以“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来训斥挖空心思为他找表的官员。那些买不起表的地方官员,则盯住了传教士们——“他们衣袋里的挂表或办公桌上的小摆钟如果被人看到,他们最好尽快送掉:如果遭到拒绝,窘迫的官员便会叫他们完蛋。”
18. 1730年的座钟

自从有了钟表,人便被置于一个更加精密的牢笼之中,有人称之为“钟表制造的暴政”。据说罗马诗人普拉图斯曾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
对此,俺表示谨慎赞同。毕竟,要是没有钟表,BM的管理员不会那么准确地知道闭馆的时间快到了。至于俺那处于半昏迷状态的肚子,靠它报时是没指望了。
20:25,俺踱出BM大门。
提前5分钟,以示此行参观得很悠闲,时间很充足……
20. BM出口大厅矗立着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品,找了半天也没看见说明文字

出离BM大院,此时似乎刚飘过一阵小雨。湿润的地面微微泛着光泽,清冽的空气略带寒意,但街灯洒下橙色的光线又让周遭变得温暖,街边建筑红砖的原色古朴泰然,有黄叶散落,而枝头的绿叶仍一派勃勃生气。在这个深秋静谧之夜的伦敦街头驻足片刻,正好平复一下奔忙了一天的心情。
24.

34. 20:45来到地铁站,这也是耗尽所有相机存储卡全部空间的最后一张照片,终于消停了

历时10个多小时的游览计划至此算是胜利完成,但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关键在于,按计划,今晚要去Sunny家投宿,要去她家,还得倒两次地铁再转一次火车。
首先,得坐地铁去维多利亚火车站取早上寄存的行李,然后再乘地铁去滑铁卢火车站。两件寄存行李花了13镑,去往Sunny住地小镇Egham的火车票是7.1镑。
伦敦周边的短途通勤慢车基本上相当于一直在地面跑的地铁,既不对号入座当日也不限乘坐车次。本想在滑铁卢车站买点儿吃的带上车,但车站大屏幕显示,两分钟后有一趟去Egham方向的火车发车,再等下趟还要40分钟。因为早就约好Sunny的父亲到Egham火车站来接,为了能让老人早点儿回家休息,俺决定还是放手一搏。
好在欧洲的大型火车站都建在同一个平面上,进站时既不用上天桥也无需钻地道。过了自动检票机,找好对应站台一路狂奔,此时身边掠过一个小值班室,耳边传来里面大爷的声音:“你去哪儿啊?”出于礼貌还是得扭脸回答一声:“Egham!”“噢,那你肯定是最后一个赶上车的啦!”跟着的是他一串嘎嘎的笑声,大爷笑点真低……
赶到火车旁,有几节车厢空无一人。打算先上车再往里走,试着按动开门按钮,果然毫无反应。此时,之间一个乘务员从前面一节车厢门口探出身拼命挥手示意,俺随即朝她跑去。
伴随着一句“Thank you!”,车门在俺身后砰然关闭,火车在同一时刻缓缓启动。
这个时间回郊外的人很多,车内座无虚席,走道都站着人。把行李堆在一角,俺给Sunny打了个电话之后喘息着慢慢落汗。有人投过略带奇怪的目光,大概是没怎么见过手提身背大包小包匆匆忙忙赶车的东方人。这些可怜的人儿,大概从来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春运”这样一个既考验智慧又充满活力的体育项目。
过了几站,终于有空座了。不过坐下休息的代价是得努力不让自己睡着,除了不坐过站,还得看着行李。
22:20,俺与阔别9天的Sunny的父亲在站台上顺利会合。上次见面是在遥远的10月28日晚上,他们全家在维多利亚地铁站等着俺,交接了从苏格兰到古巴需要转换的行李。如果没有Sunny家做据点,在英国、古巴间冷热辗转会困难得多,即便在英国境内,也因此少拖了许多行李,并多了些身边有自己人的亲切踏实。
初到伦敦那晚是打车去的Sunny家,这是第一次下了火车步行去她家。怀揣曾信步拉雪兹神父公墓和圣地亚哥旧城中的经历,俺认为,下次再回Sunny家时就不必麻烦老人了。
回家路上,在小超市买了牛奶和三明治。Sunny和她母亲正在家热情等候,放下行李,把古巴带回的礼物送给她们,吃东西,洗澡,充电。经过检查,数码伴侣确实无法再导入照片了,幸好还有Sunny的电脑。这个据点发挥了最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事前没有想到的。
还不算完,明天早上要去北爱尔兰,现在得收拾行李。然后,上网chcek in明天的机票,给上海的堂弟发邮件让他帮我买10天之后回北京的贼快22次车票,又取消了一个13日的旅馆预订。
将火热的古巴抛在身后,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诺丁山,俺在7个小时内见识了亿万年来的地球,千万年间的生命,万千年的人类文明,以及最近几百年里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当然,旁观者的心情是复杂的。
2:30,这因多彩而显得漫长疲惫却又短暂难舍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新的一天将从4:45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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