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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中西兼具，理实相合，对中国商业文明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之功。

    1842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1870年出版《易言》；1880年，出任官办上海织布局总办，此后相继任官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等；1894年，出版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1922年，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一生经营实业达60年之久，从外商洋行到民族工商业企业，每每临危上阵力挽狂澜，最高峰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堪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被公认为“全面看世界的第一人”。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评价郑观应所说，“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有学者评价郑观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且以先行商务实践的体悟，升华了商战理论”。

    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注重扶危济困。他认为，“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坛设醮为功德”，而应当把金钱与力量实实在在地用到该帮助的人身上。

   《盛世危言》，是其集大成之作，来自他多年的对外观察和丰富的实践磨砺，被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盛世危言》包罗万象，大至国体政制、经济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维新改革方案。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评点其“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无论是同时代的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此后的孙中山、毛泽东，都被这本书打动、激励过。

    《盛世危言》中有“商务”“商战”两篇，系统阐发了重商主义思想和“商战观念”：“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扩大，“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他将其5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加以总结，明确指出：中国“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郑观应“在近代工商思想上具有先驱之开创地位”，“商战论”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即从重农抑商的传统农业社会向提倡重商主义的近代工商社会的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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