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时评】

“网络民意”告出一个“一夫两妻制”区委书记

■文/高峰

在徐州市，泉山区委书记董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绰号——“一夫两妻”区委书记。实际上，他可并非“两妻”这么简单，先后有多名情妇。甚至有情妇为讨他欢心，还在他与别人生下私生子后，写下“夫妻和睦”的保证书。

举报人王培荣通过信函举报董锋近两个月没有回音，而通过网络举报不到两天，纪委人员即上门调查。

在人们对董锋的霸道与贪婪还在议论纷纷之时，早有人将关注的目光盯向近期才兴起的“网络举报”这一新形式。它是不是比传统形式的举报更安全且更有效？也许这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出事”了。住在他的辖区内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相信，这与自己的网上举报有关。

在互联网上，年过五旬的董锋流传最广的名号是——“一夫二妻”区委书记。

8月11日，董锋遭到免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

——来源于《中国青年报》

董锋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生活作风长期不正，存在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上喊反腐败“很坚决”。今年4月，他在全区纪检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准确把握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贯彻到泉山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提出了四个“紧抓不放”：一是紧抓不放廉政教育这一基础工作。要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苦奋斗教育，自觉抵制腐败。二是紧抓不放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措施。三是紧抓不放监督这一关键环节。四是紧抓不放惩处这一重要手段。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严肃查办土地违法、虚假招标投标、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案件，并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达到查处一案、治理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

根据泉山区纪委6月17日发布的信息，“泉山区董锋书记提出‘四抓四促进’，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他对部分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奖要奖得怦然心动，罚要罚得刻骨铭心’。”

笔者注意到，早在2006年7月22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家庭》报道，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还同时包养了７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６个情妇。

这真称得上是“今古奇观”了！报道中说，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后来，由于邹某在与杨的另一“编外”新欢发生的“首席”之争中败北，便四处向人讲述杨枫的所作所为。当地相关部门根据这一线索，查清了杨枫涉嫌犯罪的大量事实。——来源于《家庭》

而另据2006年6月9日《检察日报》报道，杨枫先后在安徽淮南、合肥、宣城三地为官达11年之久，事实上，他一直都在疯狂敛财。然而，有关部门非但没有发现他涉嫌受贿，反而每隔几年便让他官升一级。就算经济问题彻查起来麻烦一些，可是杨枫拥有一个庞大的“情妇团队”，有关部门对此却长期毫无觉察，直到情妇之间发生内讧，才有所察觉，是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呢？究竟是耳目不灵，过于麻木，还是装聋作哑，知情不究？恐怕只有当地有关部门自己清楚

杨枫运用ＭＢＡ管理“情妇团队”，既是这个贪官败类放纵性欲的荒唐、无耻之举，但实际上也是在与有关部门暗中较劲儿。此案侦破始末再一次提醒我们：制度化反腐，如果在一些地方仅仅停留在红头文件和官员的嘴巴上，那就无异于一句空话。而依靠偶发性线索捉拿贪官，更不应该成为相关部门的工作常态。

古人有言：“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今人有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的都是一个道理：人人都有贪恋美色的本能，领导干部与普通人概莫能外。但不少普通人无权无势，囊中羞涩，因而难免心虚气短，自惭形秽，往往“有贼心没贼胆”、“发乎情止于礼仪”。相反，某些领导干部大权在握、手眼通天，随便打个电话，批张条子，就能把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事情一举搞定；相应地，美色绝少是省油的灯，她们或心甘情愿或半推半就地对领导干部以身相许，自然要以他们利用权力和影响给办事情、点钞票，最起码也要他们掏出高于普通标准的“小费”为交换条件。不能说所有的贪官与情妇、二奶都不会产生感情，但特殊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首先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几乎每一个被贪官占有或将贪官“拉下水”的女人，多多少少都会得到贪官在金钱、工作或生意上的特殊关照。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官人娱乐市场”中，一方好色，一方贪财；一方有权（钱）就变坏，一方变坏就有钱；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两股浊流不期而遇，权色交易、财色交易基本上成了公开的秘密。

如此说来，某些官员就永远也无法摆脱“以权敛财、以财养色”的宿命了吗？非也。治本之道，关键在于釜底抽薪———通过改革以“官本位”为主要特色的传统体制，降低官员职务的“含权量”，并减少以至杜绝他们非法聚敛钱财的机会，使他们即便欲火中烧忍无可忍，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权与钱）不足，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动用权力资源千金买笑。久而久之，某些官员就会磨练得与普通群众一样，虽好色而不淫，平平淡淡才是真。随着官员“娱乐购买力”逐渐下降，市场供需状况必然出现明显变化，而不再像杨枫的7个情妇那样，一窝蜂跑到官人府上投怀送抱，其结果是美色对官员的诱惑将大大减少，官员抵御美色诱惑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

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曾说，对于男人钱不是最终的消费品，而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这可解释情妇现象的出现。而我以为对女人，却恰恰相反。据“情妇—贪官”阅读经验，一个普适的可称“情妇界第一定律”的不成文惯例：情妇们心甘情愿跟着“官老爷”，只有一个目的，即以青春和身体为筹码，从官员那里捞取与之对等的钱财（当然也有极个别是为权的）。这也是贪官情妇之间，色欲与贪欲的辨证关系，即勾搭成奸各取所需的关系。

官员若不贪，情妇何以堪？所以即使官员无贪污腐败之初衷，情妇们也会极尽怂恿要挟之能事，诱导其犯罪。并收集相关的翔实资料，以此为资本可作为把自己长期绑定贪官的有利条件。比如此案中的贺某，胆敢对曾国华进行长达七年的近乎苛刻的严厉管制，就让人不由不生出她手里会不会握有，让曾国华又恨又怕的把柄作筹码。

官员因怕这类纠缠，会引起萧墙之论，甚至危及仕途，情急无奈中对情人举起屠刀，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类似报道中“不满管束”、“不堪纠缠”之说，总免不了惹人生发在此类联想，不能不说是我们现实反腐语境下的尴尬。当然，我们都希望不要被不幸言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王培荣在维权过程中交替使用复议、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和通过媒体、网络曝光、向党政领导反映、向专家学者求助等非制度化途径，造成了对侵权者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捏造事实和造谣诋毁现象，姜明安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这条渠道加以规范。“整体来说，网络反腐的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

他还认为：“网络民意对主流媒体监督的缺位作了弥补，是另一种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