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诸多名人在麻城隐居，视麻城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求闻达，清静无为，自得其乐的避闲之所。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寓居麻城的苏轼好友“方山子”陈季常。

《宋文鉴》卷一五O载苏轼《方山子传》云：“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方山子，即陈慥，字季常，与苏轼同为四川眉州（今四川青神）人，祖籍京兆（今陇西西安市），生卒年不详，曾居于黄州龙丘（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自称龙丘子，晚年，约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隐居于黄州岐亭（今麻城歧亭），邑人以其所着之帽方正高耸，似古之方山冠，因谓之“方山子”。

方山子本是北宋中叶的一名隐士，与苏轼是好友，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黄州，屡至探陈慥于岐亭，并为之作《方山子传》，始知其名，《全宋词》有载，《宋史》卷二九八有传。

陈慥是英宗间太常少卿陈希亮（去世后获追封为工部侍郎）的第四子，陈希亮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使等地方官，也曾到京兆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为官清正，忠于职守，肯为百姓办实事，如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地痞无赖，搜捕盗贼，开仓赈民，架设汴河飞桥，强令巫师、巫婆回乡务农等。由于正直挚诚，路有颂声，因而在每次任满离境时，父老们都洒泪相送。陈家与苏轼两家原是数代世交，宋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陕西凤翔府签判。两年后，宋嘉佑八年（1063年），陈希亮任凤翔府太守，成为苏轼直接顶头上司，苏轼也因此与陈慥进一步相识，二人年龄相仿，一见如故，抒怀言志，颇为投合。宋熙宁十年（1087年），陈希亮过世后，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的苏轼，因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从宋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在凤翔与陈慥一别，苏轼历经宦海升沉，更经乌台诗案的文字之狱，贬往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而出生于世家子弟的陈慥，原本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在河北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家境堪比公侯之家。年轻的时候，生活富裕安乐的陈慥曾是个嗜酒弄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及长，本应承接父辈入仕荣光，却以平民之身隐于异乡，到深山穷谷里去过那种非常艰苦的生活。直至此次苏轼被贬，假道岐亭，两位昔年老友再度重逢，陈慥盛情邀请苏轼来到家中做客，但见陈家家徒四壁，但他的妻子儿女和奴仆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苏轼看到这里，“此岂无得而然哉？”似乎能够理解昔年好友的选择，又似乎似懂非懂。其实，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异士，方山子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而已。

方山子家境殷实，世代有功勋，可以得个官职，却为何最终他会决定隐居山林，穷苦一生呢？苏轼《方山子传》其实已经有所提及，“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遇。多次求取功名，但是却屡试不第，这对一个满怀抱负的读书人的打击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一个性格豪爽、“自谓一世豪士”的官宦子弟来说，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绝望，会让他产生一种对抗心理。既然屡试不第，那就避世隐居吧，这应该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种反抗。

宋代多的是无意举业、甘愿不入仕途的隐士。举业实在太令他们辛苦而且委屈了，加上他们所偏爱的文化传统又总是鄙夷王侯功利而崇尚隐士清流，总把求仕干禄之举视为蝇营狗苟。方山子隐居岐亭，除了上述直接原因外，麻城深厚的隐士文化氛围，也是吸引方山子把岐亭作为生命最后归宿地的重要原因。

麻城地处光（光州，今河南潢川）、黄（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之间，交通便利，而歧亭地处光黄古道麻城西南西馆驿所在地，是麻城往南进入黄州最便捷的古镇。麻城处于长江以北、秦岭以南，麻城人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和包容性。既有北方人的率直，又有南方人的精明。麻城自然资源丰富，有山有水，更有奇山异水，正是方山子这样醉心于山水的隐士归隐的理想去处。

麻城隐士多数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在隐居生活中追求人格自立，坚守真实无伪、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不屈品节，不污情操，不移心志。他们虽不入仕，却也不出世，对自然的热爱的同时，总是关怀着生命价值，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积极的、文明的价值，会永远滋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当然，他们淡漠的社会责任感，消极的生命价值取向，也是隐士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