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青用二十一万字的篇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叫石头的人在两个时空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感受。小说分两边，单数章节讲少年石头在北方乡村的生活，双数章节讲成年后的石头作为公司职员在城市的境遇。小说穿插拓展，松弛自如的笔触不断在一个状如“∞”字间游荡，蔓延着，一会儿荡到乡村故事，一会儿荡到城市生活，让阅读跳跃、轻松。

朱子青不打算给我们讲故事，他在石头的乡村生活和城市境况两边跳荡画“圈”，圈的地盘越来越大，包含的信息越来越多，却不打算提供一个以一贯终的故事，这是他的机警和抱负。他不屑于讲故事，即便是长篇小说，也不愿在日常存在中多花笔墨。他用现代小说的叙述方法，直接讲述“我”看到的，直接叙述“我”的心情，也就是好钢使在刀刃上，直接表达最精华的部分。我们看到，作者轻快的笔两边跳荡，文中涉及三十多个人物，但贯穿始终的只有一个“我”——那个叫石头的少年和后来叫阿布都的青年男子。在乡村生活那半边，书写的氛围还相对封闭：一个村庄；几个反复提到的人物：菊子、黑娃、惠儿、村支书、队长胡贵、 二爷、二叔、大奶奶；以及一些乡村事件：少年的情窦初开、申请宅基地、乡村当权者对女人的霸占、村里的风流韵事、城里人到来的反应以及乡村的败落、年轻人和受过教育人纷纷离开乡村等。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还有一个团抱的氛围，人、事件、情绪，像麦田里长出的麦苗，齐刷刷的，提到的人物、事件虽只是这片麦田中的几株，但不影响你对整个麦田的展望，而这块麦田，甚至可以以一盖全地充当我们有关八十年代初乡村生活的记忆。

相反，同样是意识流写法，在有关城市的章节里，作者却给我们一个开放的格局。城市在朱子青笔下像一个十字路口，各色人等，如老板、女秘书、做销售小姐的、进城扫雪的农民、管道工等等从各个方向走进这个十字路口，又迅速穿流而去，几乎没有人第二次踏进这个十字路口，第二次进入“我”的视野。而“我”则像一个坐在马路边的城市不适应者，他带有距离地、略微惊讶地看着眼前匆忙经过的人，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对这个冰凉坚硬的城市无从着意。除了那些卡通化的、符号化的人群，在那个拼命走入城市、最后也在城市落下脚的阿布都头脑里穿流不息的，还有像十字路口般嘈杂、纷扰的事情：百无聊赖排队换零钱，打二十元出租车吃五块钱一碗的打卤面，莫名其妙的会议，惶惶然的夜间值班，节水，爬上顶楼给领导照相，没完没了说话的小伙子，齐达内的顶人谢幕，黄建翔的嘶喊下岗等等，一切日常发生的事情都在寂寞“我”的脑海翻腾出卡夫卡式的联想，那种“呆在一边”的仿佛打不住的联想，给我们展示一个荒诞的、滑稽的城市生活，更为荒诞的是，这些联想最后都要被“我”诉诸语言、诉诸文字，这种变形和扭曲，恐怕是城市和城市文明最使人异化的地方了。

恐怕是有意的吧。乡村生活在朱子青笔下尽管生活贫苦、弱肉强食，但还是温暖的，有色彩的，还飘散着人情、土地、庄稼的适合人呼吸的气味，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中国式的乡村人际关系。我在阅读时感到乡村生活相对陌生，而人情世故又那么熟悉，朱子青给我们提供一个愉快、喜悦的阅读感觉，再加上作者夹杂着北方土语的、带有色彩和语气词的快乐的叙述，让我们感觉，那是一个艰苦的、但是日头明晃晃的乡村，那种人情和气味是“我”不能割舍的家园，“我”最终会回到那里去。作者的语言在叙述城市生活时，则使用的是比较“规则”的现代小说叙述语言，虽然同样勤奋地使用着语气词，但呈现出来的却是青灰色的语言氛围，它是筋条式的，而不是（乡村生活）血肉式的，它没有温度，没有色彩，没有多少人情，有的只是“我”略略的惊慌、烦躁和逃避心理，“我”是带着隔膜叙述的。叙述的人和事件也打上了工业时代的印记：即机械、单调、冷漠，这大概与中国内地城市的现实相吻合，即正在进入现代社会，而后现代的种种异化还没有扑天盖地来到作者的笔下。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留意朱子青的叙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觉。这是一种语言的自觉，虽然这种自觉尚未形成不可替代的风格，但已经初见端倪。在我自己年纪尚轻的时候，以为文学是为文学史提供最为成功的形象以及最为特别的细节，到了这个岁数我还知道，除了形象和细节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贡献，那就是对语言的贡献。朱子青年纪轻轻却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夏夜》既是对“我”的乡间、城市两边生活概括性的叙述，也是他在语言上抱负的初试牛刀。我们可以对之有所期待。我跟朱子青交流过，他在一次饮酒过后一改平日的忠实厚道，甚至是狂妄地说：我们就是要维护汉语言的尊严，让影视图像拿我们没办法，就是让他们改编不成!这种绝不向影视图像卑躬屈膝的骄傲，即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期待朱子青的文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