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情绪性质范式与风险决策

2.1评估决策与选择决策

Johnson和Tversky（Johnson, E.J. & Tversky, A., 1983）在研究中发现用由程度不等的悲惨新闻报道能诱发被试提高对风险事件频率的估计，而欢乐事件所诱导产生的愉快情绪状态能够降低对风险事件频率的判断。他们提出情绪泛化假设（affectiv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人们会倾向做出与情绪状态一致的判断，积极情绪会对风险做出乐观预测，低估风险，而消极情绪会对风险做出悲观估计，高估风险，并假设人们一般即使了解情绪状态的原因，也并不清楚情绪状态与反应之间的联系。

Isen与patrick（Isen, A.M., Patrick, R.,1983)研究积极情绪对风险判断的影响，发现有理由兴高采烈的被试相对于控制组更多的在低风险下赌注，而相对于控制组更少的在高风险下赌注，并由此提出了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认为具有积极情绪的人为了维持情绪，不愿意冒险来可能改变情绪状态，而消极情绪则为了改变情绪状态倾向冒险。

简单看，情绪泛化假设与情绪维持假设是相互对立的，前者认为积极情绪会低估风险，消极情绪会高估风险，而后者认为积极情绪中人们倾向保守，而在消极情绪中倾向冒险。但是要注意的是，Johnson研究的任务是评估决策，而Isen研究的任务是选择决策。在决策心理学中著名的偏好反转现象，就发生在这两种决策方式当中，即人们往往在评估决策中倾向高估风险，而在选择决策中倾向选择安全选项。经典的研究是（Lichtenstein, S. & Slovic, P., 1971），发现多数被试倾向选择低风险与低收益的游戏，但是却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游戏标上更高的价格，表现出明显的偏好翻转现象。

情绪泛化假设和情绪维持假设并不矛盾，前者是对评估决策的假定，后者是对选择决策的假定。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情绪性质，也取决于决策的方式。可以看到各种情绪对风险决策的研究和理论，有些是评估决策，有些是选择决策，但它们的共性是：都采取了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倾向，仅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区分对决策的影响。

2.2情绪性质影响风险决策

2.2.1情绪一致性

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ce effect)认为人们倾向做出与情绪状态相适应的反应，积极情绪会诱发积极评价，消极情绪会诱发消极评价。情绪一致性效应主要体现在记忆的情绪依存性(mood dependent memory)，Bower等（Bower, G.H., Monteiro, K.P., Gilligan, S.G.., 1978）发现诱导被试产生积极或消极情绪，然后学习词单，测试时又诱发不同情绪来回忆，发现测试与学习的情绪状态一致的被试回忆成绩最好。Teasdale和Russell（Teasdale, J.D., Russell, M.L., 1983)在实验中让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被试学习包含积极、中性与消极词汇的词单，然后诱导积极和消极情绪，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所记住的积极词汇最多，消极情绪的被试所记住的消极词汇最多。这种一致情绪的记忆上的可达性为积极情绪诱发积极评价、消极情绪诱发消极评价提供了判断基础。

Wright和Bower（Wright, W.F. & Bower, G.H., 1992)的研究表明，22名被试通过注意特别快乐或悲伤地个人经验而诱发相应情绪，后与29名控制组被试相应，对于快乐或悲伤地事件进行可能性评价。结果支持情绪一致性效应和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决策中，快乐诱发被试会乐观评价事件发生地可能性，会高估快乐事件的发生，而低估悲伤事件的可能，相反，悲伤诱发被试会悲观评价事件发生地可能性，低估快乐事件的发生而高估悲伤事件的发生。

2.2情绪即信息理论

情绪即信息的理论（Affect as Information Model，简称AAI）认为，情绪也是判断的信息来源。Schwarz和Clore（Sehwarz, N., &Clore, 1983)在实验中发现被试用即时的感情状况作为判断自身整个生活是否快乐或满足的标准，积极情绪中被试倾向报告快乐或满足的人生状况，消极情绪中的被试倾向报告不快乐或不满足的人生状况。

AAI假设情绪会给任何在意识中的事件提供一个有关于个人价值的强制性信息，当人们做出评价性判断的时候，人们会问自己“对于它我是怎么感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情绪是判断对象是有价值的信号，导致积极地评价，消极情绪是判断对象物无价值的信号，导致消极的评价（Clore, G., et al., 2001）。

一个电话电话调查的研究（Sehwarz, N., &Clore, 1983)支持了上述假设，被试要求报告当前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发现在雨天调查的被试倾向比在晴天调查的被试报告更消极的情绪和对生活更不满意。但如果提醒被试天气是情绪的合理归因的话，这种不同天气间的差异消失了。这说明情绪对于行为的影响是缺省的，强制性的，除非情绪有着合理的归因。符合情绪泛化假设，人们一般并不了解情绪状况与行为的联系，任何情绪都倾向不明来源的泛化到之后的行为之中，影响着决策。

上诉研究支持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风险决策中，即情绪作为评价风险的一个信息来源，一个标准，积极情绪倾向评价乐观或积极的环境和自身状况，从而低估风险，表现为风险寻求，消极情绪倾向评价悲观或消极的环境和自身状况，从而高估风险，表现为风险回避。

2.2.3预期情绪理论

Loomes、Sugden（Sugden, R., 1985）和Bell分别提出后悔和失望理论，阐述了决策时产生的预期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认为当人们在决策时产生了后悔或失望情绪，就会倾向尽力减少这些情绪的选择，从而力争决策结果的后悔或失望情绪的最小化。对于风险决策来讲，莱托夫和拜伦（Ritov, I. & Baron, J., 1990）发现当父母预见到儿子可能因为打疫苗而死亡的时候，就会后悔情绪，从而不愿意为孩子打疫苗针，尽管因疾病而死亡的概率远高于因疫苗而死亡的概率。

Bar-Hillel和Neter（Bar-Hillel, M. & Neter, E., 1996）的研究发现，当学生预计到最初的彩票会获奖时回产生后悔情绪，就会不愿意拿最初的彩票去换更高获奖概率的彩票。与上述情绪一致性和情绪即信息理论相比，预期后悔或失望情绪是在选择决策任务中产生的，是一种任务相关情绪，而前两者考察的均是任务无关情绪状态对评估决策的影响。这种差异使得任务相关情绪和任务无关情绪状态会对决策产生的不同的影响。

2.2.4框架效应

Kahneman和Tversky（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4）根据经典的亚洲病研究发现了风险决策当中重要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框架任务也是一种选择决策，在面对风险选项与确定选项的时候，认为人们在正面框架的情况倾向选择确定选项，趋向保守，而在负面框架的时候倾向选择风险选项，寻求冒险。根据前景理论的解释，认为相对于某一参照点，会有收益或损失的结果，在收益的情况下，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在损失的情况下其价值函数就是凸函数，倾向于风险寻求。

在对于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当中，大致有三类理论：前景理论、动机的和认知的理论（Kuhberger, A., 1998）。无论是动机的(Maule, A.J., 1995)或认知——情绪平衡（Gonzalez, C., Dana, J., Koshion, H., &Jus., M., 2005）的理论都认为必须考虑决策中的即时情绪评价如个人的害怕、希望或情感价值，这些都是任务相关情绪。动机理论将框架效应解释为压力或者愉悦的结果，假定正负框架与情绪性质类似，在正框架的情况下，倾向选择无压力的愉悦的确定选项，而不选择有压力的风险选项。在负框架的情况下，倾向选择能够减少负面情绪的风险选项，而确定选项中的确定损失会产生更大的消极评价。这符合情绪维持假设，在选择决策中，积极情绪中人们为了维持积极情绪状态，会回避风险，在消极情绪下，人们倾向试图改变消极情绪状态，会追求风险。

通过以上理论和研究，可以看出任务相关情绪主要作用于选择决策，能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结合一起影响决策。任务无关的消极情绪会放弃引起该情绪的选项，它对于选择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引起该情绪的是风险选项还是低风险或确定选项，比如在预期后悔的研究（Bar-Hillel, M. & Neter, E., 1996）中，引起后悔的是低风险的选项，所以选择高风险的选项，而在框架效应正框架任务中，引起损失压力的是风险选项，所以选择了确定选项。因此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相比，任务相关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没有确定的趋势。

2.2.5相关理论与研究

Leith和Baumeister（Leith, K.P. & Baumeister, R.F. 1996）在研究中发现自我防御会引发消极情绪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发现困窘中的被试会相对于低风险、低回报的选择，更偏好于对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并且发现愤怒中的被试也有类似的倾向，会减少对于彩票的理性分析，认为愤怒时通过削弱自我调节能力而非改变效用来影响风险决策。另外还认为，风险倾向只限制于高觉醒激发的消极情绪中，任何单纯的高觉醒中性情绪或单纯低觉醒的负性情绪都不会产生破坏性的风险决策。

Williams和Wong（Williams, S., Wong Wee Voon, Y., 1999）的研究探讨了管理中的情绪会影响风险知觉，通过被试描述和回忆不同性质的工作来诱发负性、中性或正性的情绪。发现处于正性情绪的被试会更积极地感知场景框架，并且他们对于能够影响风险决策结果的信念会提高，同时提高了处于正性情绪的被试对于高风险行为的选择概率。

Loewenstein（Loewenstein, George F.; Weber, E.U., Hsee, C.K., Welch, N., 2001）提出了风险即情绪的理论（risking as feeling），强调了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影响，并通过临床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相关研究发现风险决策的情绪反应经常与对风险的认知评估不同，当这种不同发生的时候，行为往往受情绪支配。该理论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反应就是情绪，特别是那些对风险来临而发生的内脏反应（在如害怕、焦虑、恐惧情绪中出现）。这些反应影响个体对于风险的判断。

斯洛维（Slovie, P., Finuenae, M., PetersE. et al., 2002）提出情绪启发式（the affect heuristic）的理论，类似上面所说的各种启发式，该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使用情绪启发式更容易做出决策，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决策的时候，所需要处理的信息远远超过认知资源。此时情绪就成为决策启发式的标准，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将更加直接，与AAI理论相比，可以说情绪启发式更加激进。AAI中情绪只是决策一种标准，而在情绪启发式中则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

在情绪性质范式的研究与理论中，对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来说，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决策中都是成立的，即积极情绪会低估风险，消极情绪会高估风险；在选择决策中，情绪维持假设都是成立的，积极情绪会更加保守，而消极情绪会追求风险。但是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在选择情绪的时候，范围比较狭窄，积极情绪往往只研究了愉快，没有考察其他情绪的影响如希望、热情和激情等，消极情绪更多研究悲伤、愤怒等，而忽视害怕、恐惧等其他情绪的影响。愉快与悲伤成为运用最多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代表情绪，在情绪性质范式指导下，愉快与悲伤对决策的不同影响被放大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不同影响。当考察了更多的情绪时，问题就会出现。

2.3情绪性质范式的欠缺

以这种研究范式来探讨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可能会有矛盾的结果。徐辉（徐辉，2005）在关于情绪对于自我和他人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中，以日常领域选择风险决策为任务，以悲伤作为消极情绪与以愉快作为积极情绪，探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发现悲伤倾向风险寻求，而愉快倾向风险回避，从而得出积极情绪引发风险寻求倾向、消极情绪引发风险回避倾向的结论，这与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符合情绪维持假设。

毕玉芳（毕玉芳，2006）在关于情绪对于风险决策和判断的实验中，使用了相似的方法以不同风险的投资方案的选择作为决策任务，引入了害怕作为消极情绪，结果发现害怕情绪引发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愉快情绪引发轻度的风险寻求倾向（但是弱于中性情绪组），而得出积极情绪引发寻求风险倾向、消极情绪引发回避风险倾向结论，与徐辉的研究完全不同。

究其原因在于，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害怕与悲伤对于风险决策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两个研究的实验结果都是正确的，只是情绪性质范式的惯性思维导致了矛盾结论的产生，如果以具体情绪范式来研究，就可以避免上述矛盾，而得出愉快、悲伤和害怕三种具体情绪对风险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

近年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展开了对情绪性质范式的讨论，探究这种研究范式的不足，并寻找其他的研究思路，这些都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