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的兰州拉面很受欢迎，每天都能卖出百十多碗，我们一桌吃饭的，有几位时不常地就来上一碗，乃至吃面的次数超过了吃馒头米饭。一碗吃不了，匀给别人一些，那面很长很筋道儿，筷子不易夹断，有一位竟从兜里掏出了剪子，说这是吃面必备的“专用工具”，搞笑得很。

近来中午的饭桌上出现了高粱米粥。高粱米今已不多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它跟玉米一样是俺们东北银的主食。那时候家家总吃高粱米饭，就跟总喝大馇粥一样；我爸那时吃不了高粱米饭，烧心，便吃别的。高粱米饭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也许是因为我妈往里加了红豆吧。我上大学时食堂还总卖高粱米饭，一个同学说在他家那儿这玩意儿是喂猪的。我到乙烯的最初两年，食堂还卖高粱米饭，不知不觉地，这种主食就随着粮票一起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直到现在拿它当成了稀罕。现在你还能看见红高粱地吗？它早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嚼甜杆也是久远的记忆了。

重温陆文夫的《美食家》。我和小说里的“我”一样，对“美食家”不屑且厌恶，人活一世岂能单为个吃？这是我终生的信条，很多观点概由其出。我的口腹确也配合我的观点，对美食没有欲求，饭菜只要能吃得下填饱肚子就行。

又读《壶中日月》，说的是酒，陆老先生也好酒，落魄时以酒解忧解乏解困，继而成瘾。为了不被人发现，他竟然把酒倒进面条里，这种喝法让我惊讶不已——这怎么喝呀？想到自己喝酒，最初是因为日子无聊，之后把酒当成“灵感启发器”，喝着喝着就成瘾了。我喝酒不需要多好的下酒菜，只要有花生米就行了。我不会为了喝酒而去费事弄菜，花生米是常备的，再切根黄瓜与白菜丝一拌，这就齐了。我没有陆文夫那样的才华，没写出小说，只落下了酒瘾，每晚都要喝上一杯半杯。即使是在火车上我也要喝个半斤左右，通常都是以花生米佐酒，一口酒两个粒，咬一口黄瓜，有时还有火腿或红肠，那就极好了。

30年前看《美食家》，强化了我对吃一以贯之的蔑视，美食家是写不出《美食家》的，把吃当成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基本原因。玩物而不丧志，陆老先生秉持此念，在《得壶记趣》中有他玩物的“约法三章”：一是偶尔为之，二是要有实用价值，三是不能超过一元钱（当时的标准，后来升到两元）。从这“约法三章”里可以看出陆文夫理性玩物的风格，其为人也大体如此吧——我非常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