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里的巴黎，处于十九世纪，没有“数字化管理”，大概也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至少没有身份证，所以，冉阿让可以住店、租房，也就有可能隐身于人群里不被发现。

冉阿让带着珂赛特逃脱沙威的追捕，看得我惊心动魄，最后的结局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古小说，危急关头急中生智跳进了一座园子女修道院，而且还巧遇了当年他救过的人（割风），躲过一劫，颇有佛家的因果报应意味，善因不会白种，终将结出善果。

啊！冉阿让险些被活埋！若不是割风老头的机警，他真的就被活埋了！这个人遭的难还没完，所以，他不能死，他还要见证这个世界悲惨的程度。

在他避入修院后，小说提到了一个嬷嬷的死，我马上意识到冉阿让会怎样从修院里出去；果不其然，小说的情节按我猜测的那样铺排开去。雨果设计的情节没有无用的，他提到的小物件（比如墙上的鞭子）、小人物（比如当初冉阿让救割风伯）都是在“伏线”，它们将会在后面起作用。这种笔法在《红楼梦》里俯拾皆是，在雨果的作品里我也见到了——这是中外大作家的相通之处吧？

尽管我知道冉阿让终将活下去，但也被他险些被埋的过程捏了一把汗：在这儿，雨果设计了一个波折和变故（以前坟地的埋葬工死了，换了一个新人），把故事推上了惊险的顶峰——呀，好了，由于割风的机智（偷走新埋葬工的卡片），冉阿让终于得救了。

冉阿让在修院里要过上平静而隐忍的几年，小说进行到第三部，雨果又故伎重演，抛开故事，专拿出一卷来对巴黎这个“野孩”长篇大论起来。

我摘抄了一些他关于修院、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议论，这些文字与小说情节关联不大，是雨果思想的体现：

“到十九世纪，宗教思想进入了危机。人们忘记了某些事物，那是好的，只要能在忘记那些事物的同时，又学到另外一些事物。人们的心里不能有空虚。某些破坏行动在进行，进行得好，但是破坏之后必须有建设。

暂时，让我们研究研究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认识那些东西是必要的，即使仅仅是为了避开它们。人们对于复古的行动，常爱加上一个伪造的名称，叫做维新。古，是个还魂鬼，惯于制造假护照。我们应当提防陷阱。提高警惕。古，有一副真面目，就是迷信，也有一套假面具，就是虚伪。让我们揭发它的真面目，撕破它的假面具。

至于修院，那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是个文化问题，而文化排斥它；是个自由问题，自由又袒护它。”——见P609页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

修院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过多，它变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它在需要劳动的中心成为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对于广大的人类社会来说，正如檞树上的寄生，人体上的瘤。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地方的贫瘠。僧侣制度对于初起的文化是好的，它可以从精神方面减少强暴的风气，但是到了人民精力饱满的时候，它却是有害处的。况且，当它已经衰败下来了，当它已经进入腐化时期，正如层出不穷的事例所表现的那样，所有一切在它纯洁时期使它成为有益的因素，都成了使它成为有害的因素。

修院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修院对于现代文化的初步形成，是有用处的，可是会妨碍它的成长，更能毒害它的发展。从组织和教养人群的方式着眼，修院在十世纪是好的，在十五世纪开始有了问题，到十九世纪，却已令人厌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多少世纪中间，一个是欧洲的光辉，一个是欧洲的异彩，可是僧侣制度这麻风病侵入了那两个灿烂的国家的骨髓，直到我们现在这时代，那两个出类拔萃的民族，也只是在一七八九年那次健康的和大力的卫生工作当中，才开始复苏。”——见P612

“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人并不因为潜心静想而成为无所事事的人。有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劳动。

静观，是劳动；思想，是行动。交叉着的胳膊能工作，合拢了的手掌能有所作为。望天也是一种业绩。

泰勒斯静坐四年。他奠定了哲学。

在我们看来，静修者不是游手好闲的人，违世遁俗的人也不是懒汉。

神游窈冥昏默之乡是一件严肃的事。”——见P625

“敢，这是为求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任何卓越的胜利总多少是大胆的成果。为了革命，单凭孟德斯鸠预觉，狄德罗宣传，博马舍表达，孔多塞推演，阿鲁埃准备，卢骚策划，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丹东敢。

“拿出胆量来”，那一吼声是一切成功之母。为了使人类前进，就必须从高峰上不断地发出鼓舞人们勇气、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导。大无畏精神照耀着史册，并且是人类的奇光异彩之一。旭日东升的时候，它是敢于冲破黑暗的。试探，挺进，忍耐，坚持，忠贞不渝，和命运肉搏，以泰然自若的神态使苦难惊奇，时而冒犯不义的暴力，时而唾骂疯狂的胜利，站稳脚，昂着头；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们的光辉。那种惊心怵目的闪电曾经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白鸾的烟斗。”——见P721页

“从一个民族抢来的赃物也不会由于久占而取得所有权。”——见P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