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逝者的书，是对其最好的追思与怀念。因此，我重读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先生所写的两年干校生活没有别的相同经历者所述的那样悲惨，好像忆一下苦以便思甜似的，我想这来自洒脱的心性（虽然先生在文中不断地“愧”与“惭”，并于文末说未改掉私心），而于读者来讲，不禁要问，对她与钱钟书这样的大家来说，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一种罪恶——这是什么国家，把一大批国之精英弄到乡下去“脱胎换骨”？

2015年第20期《读者》上载有杨绛先生的《劳神父》，这是一篇忆旧的散文，9岁的“小季康”就很有抵抗诱惑的定力了，而老先生在90岁回顾这件事时却说自己傻，我从这篇文字里读到的还有老人的风趣，那幽默是孩子式的。

思考人生老被人笑话，如果到死也没有思考过人生，就真的成了笑话。人活一辈子，得活个明白，稀里糊涂地活着百分之百是无意义的人生，活了百岁也只是浪费粮食。

文人的感情、喜怒哀乐总会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当痛不欲生的悲伤过去后，就想用笔来抒发、排遣情感；当他可以用文字表达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最痛的时刻，最痛之时是剜心裂肺的，根本没法写字，也想不到写字。

今天我写不出什么，明天也没有收获，可我不气馁，我相信这时的思考会变成积累，不知哪一天就会结出思想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