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是戴着彩色眼镜看过去。过去总被赋予美好的色彩，而对当下我们总有好多好多的不如意，这是人类的天性，换个说法就是艺术化在起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被今天的人认为很有理想主义精神，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也跟现在的人一样，更多的是庸庸碌碌、迷惘、痛苦与彷徨。再往前追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湘西在现在的我们眼里似乎民风纯朴得多令人向往啊，却忘了当年那是个出土匪的地方，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是也。看看当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情形，不是跟我们对现在所发的牢骚一样吗？当下的缺陷会被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陷即被遗忘，过去只剩下了美好的东西。

这是我看了《1934年的质问》（载于2001-8《读者》）引发的感想，这篇短文的末尾是这样的：“因此，很自然的就有了1949年以后沈从文一头钻入的几块秦砖与汉瓦的古董，就有了他后来反复研读的几件散发着历代女人体香的服饰的花纹。在政治的愿望日渐强大，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最终实现时，他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从1934年的质问方式中及时地退场了。他在古董和古装里自娱自乐。我想，这应是他自身唯美的人生方式得以最佳的延伸了。或许，他用这样的人生方式为他的质问的退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和补充说明，也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人文归宿。”这是想当然的浪漫想象与散文化了的一厢情愿，真实的情况是沈从文不得不这样“苟活”，如果不是被政治逼得无法“从文”，他哪会像作者以为的那样乐意钻研古董和破衣服呢？但愿这样的事别再发生！

附：  

《1934年的质问》

张 辛

现在，让我们一同跨过时间的门槛，制造一些回到1934年湘西一个叫凤凰的小县城的回声。多年来，很多人都在文章里描述了这个闪现过土匪、军官和士兵、对地方教育作出过贡献的妓女、夜航船、重义轻利的商人和众多神秘传说的地方，在1934年的时候，具体到石砌的房屋中发生的死亡和葬礼。房屋之外散发着水光的石板街道上走动着万物之灵。最为突兀的则是沈从文飘然写下的那些在一个独特的地域养育而成的一个个独特的文字。他们纠集成清晰而又深沉忧郁的质问。

对于沈从文而言，湘西是养育了他少年之梦的厚土。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告别故乡。我不能揣测当时他是否为这种告别所伤，但这一次的告别却是一个少年在某种灵性的暗示下进行的一次命运的突围。而1934年，该是他命运突围之后的回归。这一次的回归伴随着他少年之梦的湮灭。

在他回到故乡之前，他曾发表声明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而在回归故乡之后，他的这种对于民族的关怀愈来愈清晰、具体和直面。当沈从文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时，眼里载入的景象已经物是人非。少年时代和谐宁静的记忆被眼下的现实冲溃。他说：“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性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利庸俗的人生观。”作家接着在随后写的一篇小说里这样写道：“这地方商业和人民体力与道德，都似乎在崩溃，向不可救药的一方滑去。关于这个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这样的质问，带着痛心的语音。1934年4月，他在写作《边城》后，又深刻地透露了自己对于人生的这种关注。他说：“我要表达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就是《边城》的写作意图。很显然，他的写作是在呼唤人性的皈依，重归和谐与宁静之美。

《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一文中记叙了作家在 1934年1月18日这一天，他沿着当年屈子高歌行吟的沅水，溯源而上，回到凤凰城，并写道：“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彻悟了一点人生……”于是就有了他站在故乡的民意里发出质问的文字。我想，这种质问的式样，比之于鲁迅的冷静与深刻，只是附加了一种多情的成分而已。

沈从文对于故乡历史的情感在1934年的湘西之行以后开花结果。在他的生命岁月里，1934年的湘西之行是一种必然。1934年的某一天注定他以故乡的土地为布景，让自己微笑的嘴角上挂着痛苦的智慧，用整条沅水、整个凤凰的青山来表现人生。他看到了1934年的故乡已经堕落，陷入一种紊乱无序的非自然社会状态。于是他就提起笔，尽管他的笔总是那样轻盈。但它在说话，在有力地质问。

历史在远远的行程上回过头来给他回答。

因此，很自然的就有了1949年以后沈从文一头钻入的几块秦砖与汉瓦的古董，就有了他后来反复研读的几件散发着历代女人体香的服饰的花纹。在政治的愿望日渐强大，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最终实现时，他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从1934年的质问方式中及时地退场了。他在古董和古装里自娱自乐。我想，这应是他自身唯美的人生方式得以最佳的延伸了。或许，他用这样的人生方式为他的质问的退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和补充说明，也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人文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