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父在家乡去世，你传我递，很多人都得到了消息。A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在几个单位任过职，这些个单位去的人最多。参加葬礼的人数越多，据说当事人（从前叫苦主）越有面子。

A的老家在800公里外，这些人都纷纷驱车前往，当地某宾馆的房间被订购一空，院里的车位骤然爆满，全是黑E。一些爱玩的人一得到消息提前就去了，接上年刚过的余兴再搓搓麻将、打打牌热闹热闹——他人的丧事变成了部分人玩乐的由头，世事就是这样吊诡。另些人是次日去的，8小时左右的车程，来回两小天，在那儿住一宿，为的啥？捧场，送人情啊。

好几百人花了两到三天的时间，在这段路上跑路玩，说起来挺招笑，而在官场上、平民的人来往返上并不奇怪。粗略地算一下， 1600KM的油费、高速过路（桥）费、宾馆住宿、餐饮的费用，这些既有事主的招待又有官方的公费，总得有十多万元吧。这是最保守的实际估算，至于几百人的误工就不计了，反正国企的人多、上班也不全尽干正事儿。

简单地分析一下奔丧者的类别，有以下几种：

1、A的朋友、同级别的同事，都是圈里人，得相互捧场；

2、A的下级，为了以后工作上的便利（提拔、调职、至少不被穿小鞋）或可能有求于A（如子女就业等家里的私事）；

3、A的“生意”伙伴，这些人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理由就不用说了。

前两种人中有的觉得不去不好，有的去了认为自己还很有面子（咱跟A不一般啊）。如果A不是官身，会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长途跋涉地去送“人情”吗？小百姓的场面能这样的“隆重”吗？官威、官本位使然啊！

过去，因为物质生活的限制，谁家有个啥事儿亲朋好友的过去帮一帮，透出一种相互关心的人情味儿。现在，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达到了不是“办不起”事儿的程度，人情越来越变味儿了，往排场、面子等虚伪套路上转了，于是，无论官家平民，婚丧嫁娶都要兴师动众，用虚假的排场撑门面，仿佛这样就抬高了身价似的！

这种事对于官员已成借机敛财的手段（不管是否出其本心），对于平头百姓则是财力与精神上的负担。在中国没有不花钱的人情，接到邀请就是收到了“催款通知书”。似乎人人都抱怨这种“人情”，而人人又都“乐此不疲”，好像不如此就不尽人情了似的。

我极其反感这样的“人情”！

这已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全中国的痼疾，“人情”将中国人变得庸俗不堪、面目可憎！大到政府的形象工程，小到百姓的大事小情，中国人把多少精力花在无聊的事情上了？哪怕把这种劲头的N分之一用在干正事儿上，中国也会比现在强N倍啊！

这样累的活法，即使挣了挺多钱、过得比较富足，又有何快乐可言？这不是我们要的生活，我们要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快乐，更要的是精神上的健康。前者实现比较容易，后者实现要艰难得多，而目前的“人情”状况恰恰是我们精神生活不健康乃至病入膏肓的表现。要摧毁这种“人情”，实现人与人之间纯朴、简单的明朗关系，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体制革命、观念转变、人的素养提高，方方面面，彼此牵扯在一起的每一环节都要变革，才能“一片清气满乾坤”。

个人的力量扭转不了强大的社会风气，我在痛恨之余只能做到自己不随波逐流，不是我自命清高，而是打内心里腻歪这种无聊透顶的“人情”。

我有事从不东告西告地四处通知，反而是将事情捂起来：我母亲去世时，我把手机关了，“掐断对外的所有联系”，办完后事才跟领导告假。我虽不是多大的官，但深知这一消息散布出去就要面临一些讨厌的应酬；身处丧母之痛之中，我哪有心思去安排那些事？事后，朋友、领导责备我不该如此行事，我委婉但坚决地告诉他们：我将永远这样办！

我不尽人情吗？如果人情是这样的，我宁可不尽；我不麻烦别人、别人也就不麻烦我了。

这减少了多大的麻烦啊！

人的时间太有限了，人生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怎能消耗在无聊中呢？高兴了咱可以邀几个对心的朋友喝酒，那也比无聊的应酬好的多呀！

我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随着文字所展现的世界去遨游，在精神王国里心驰神往，那是何等快意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