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里摆着一套黑乎乎的组合式音响，我已很久没听它了，它就一直靠墙那儿接灰。

我是在1990年结婚时买的这套音响，那时候算个大件，1750元可是我好几个月的薪水啊。家电的飞速发展使它早已落伍于时代，家里没地儿搁它，弃之又不舍，便跟我一起在书房落户了。刚开始，我还时常放放音乐、听听歌曲，后来就闲置在那儿了。

别看音响个头儿不小，其实里头没啥玩艺儿。买回之后没多久它就坏了，我打开机箱，里头就几块线路板。它罢工了好几回，我就一次次地将它从失语状态中解救出来——它的音质还是不错的，俩音箱的个儿不白长！

在今天的商场里你再也见不到这样的音响了，已成古董了。有回某人来我这儿发现了它，喜出望外，翻录了一盘磁带，说：“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找着双卡录音机——如今这玩艺儿真是难得一见啦！”

女儿出生以后，我让它成天价唱世界名曲和民族音乐，睡觉时也轻歌曼曲，为的是从小培养女儿的音乐敏感，熏陶出音乐的耳朵。后来女儿学习小提琴，用它放练习曲，勃拉姆斯、威-瓦尔第了以及《梁祝》等曲。

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盒式带，不是名曲就是男高音。我不喜欢流行音乐，更不爱听通俗歌儿。不是我多么高雅，而是个人爱好。本人嗓子还行，既可以唱《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睡》，也能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再见了大别山》。我是在这些老歌中感觉到高音的辉宏气势的，在我的心目中，蒋大为、李双江和吴雁泽是中国的三大民族男高音，就跟著名的“三高”一样。大学期间我学会了不少这三位的歌，尤其是蒋大为。

中国的“三高”再也不出新歌以后，我开始欣赏阎维文，学唱了不少他的“军歌”。每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嘴里总是哼着歌或曲，这已成习惯。如果是走在夜里，就趁着夜色的掩护，过一把高歌的瘾。我也登过几回台，不算太正式的，但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近几年在公众的场合下，我唱的总是阎维文的《母亲》。让我欣慰的是那次在桂林登场唱这首歌时，父母就坐在台下听我唱歌。在母亲刚离去的一年里，我不太敢唱这首歌了，因为刚一开头儿就哽咽得唱不下去了——

我的目光又回到这台老式音响上——有时间该听听它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