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七局大院（中）

七局大院的人员分布很广泛，几乎涵盖了全国各地口音的建设者。甚至出现家族式同事，从农村出来兄弟姐妹会情不自禁地投身兰州建设的，像我的一位亲戚也在局院里面生活着，若不是上世纪六零年国家遭遇困难号召人们下放排除经济困难，也会成为局院的一员。这也反映出大院也像农村似的，还是用血缘关系来维系，劳动以家庭为最小单位，呈现出丰富多彩地域口音，还有南音北语的语音环境。

但因七局最早的人员说的以哈尔滨发音的标准普通话，所以局院也像许多三线企业子弟一样“满城尽是普通话”，这种明显东北语音的话语余音袅袅缠绵不已始终成为七局大院子女们的标配。“你干哈啊？”，“咋得啦啊"，此起彼伏如影相随。后面的陕西话、四川话、江浙沪话也彻底被同化和改造得无影无踪。  还要各地人生活在密不可分耳濡目染的狭窄空间里，各自的风俗，信仰，生活习惯都渐渐同化。

厂矿单位不一样，当年的厂矿单位都是国营单位，修建之初，采取的都是大会战，调动都是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成建制的迁移，一个公司全体人员说走就走，整个单位的人员结构很复杂，来自全国各地，在聚集到一起前，大家互相根本不认识。 所以大院的社会是一个“临时家庭”，刚刚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存在磨合，语言就是第一个问题，父辈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方言，刚刚来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几乎都是鸡同鸭讲，最后连同他们自己以及孩子们，都无一例外地学了一口精湛的“京兰话”。

 我是1965年初来到大院里，一口南京话很快就被周围孩子们东北话所降服，至今都是满口的“大碴子”味的口音。 就在我们生活环境里，家家户户都成为简陋餐饮，都吃着相同的饭食，很难彰显出南甜北酸东咸西辣的饮食习俗，西北人爱吃面食，上海人口味清淡，有点喜甜，西南华中的人喜辣，最后都归结成一样的饭菜习惯，相同的面条馒头窝头，生活条件和经济环境，不应许超出大家的美食佳肴出现，多数家庭就是土豆熬白菜，茄子炖豆角，就着难以下咽的高粱米干饭。那时谁家的饭碗里出现几块肉片或一段腊肠，准会引得楼层数户人家惊艳的目光。 

 这些当年的不便利，如今看来，却是职工和厂子弟“见世面”的一个途径，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甚至在现在，除了一线城市以外，大多还是比较保守。  题外话，这也是“地域歧视”产生的根源，当你长期在一种风俗文化，生活习惯里生活的时候，任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生活观念，都会被你抵制，讲白了就是少见多怪。大院生活久了的人们，没人会在意谁家的籍贯，大家都吃着相同的饭菜过着俭朴平静的生活相安无事，最多厨房间的烟火之气会引发犄角旮旯的拌嘴和怨恨，最终不了了之成为多年后的歉意。

  那时谁也没有觉得自己的籍贯有多尊贵，也没有过多地怠慢当地人的“地域歧视”。起初大院会有瞧不起兰州人的言语和眼神，但随大院所有人都不能免除自己身上氤氲的地气，耳濡目染被地域文化所浸染，一些日常口语也会挂在大院孩子们的嘴边：攒劲、亮豁也如雷贯耳，情不自禁地成为不折不扣的兰州人了，再也没人嗤笑兰州人的这样那样了。  

七局大院里行走有点佝偻身躯慈眉善目老人从你身边走过，他们的经历能让你肃然起敬，像吴淞局长，他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他的小儿子吴东平是我同班同学，老革命会经常与我们用他家乡湖北洪湖话循循善诱与我们聊天说着身边的事情；老革命领导干部单国栋的儿子单健会与我们去黄河游泳，也没看出与我们普通人的不同，因为那时的人都很友善纯朴，和现在那些地图炮不一样，七局大院生活的人是真实的和全国各地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领导，你的师傅，甚至是以后的国家领导人，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一样，风淡云轻如沐春风的相邻生活。 

 七局的大院回望，我觉得很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我们居然在这片早也寻不到蛛丝马迹大院的痕迹，在时间在特定的空间，我们就像回到童年的什么地方，大院里的水塔，几棵老树，还有见面也不熟悉的陌生面孔，还有偶尔邂逅的熟人我们似乎总有丝丝缕缕的感慨。

 曾经沧海，我和所有大院生活过的人会惦记一番，就像去往打卡热点景区一样，留下绵长的念想。 还有一种惦记，是你前一生失落的，像人们所说“轻轻的一抓就起来”更多的人在他老的时候就会反复出现那几个地理名字：小西湖、晏家坪、硷沟沿，还有成为地标性的词语：建工中街。

我从随着一年年岁月的流逝，我从这些字眼中品出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读出了文化的薄厚，往昔的遗迹，还有老人们的秋夜独坐怀故山的情感。  我一寸一分感觉大院老人们连同自己顽强厮守的院落，是一种生存地理，他们拥有的一切激烈和隐忍，情感和词语，观点和喜好，都离不开他们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大院生活时间，就像魏彬久哥回帖所说那样，他家自1956年6月住进大院25栋二单元一楼套间后一直生活了47年之久，那种爱恋和怨恨会陪伴他们的一生，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