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中国文学研究》第2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若有征引，请以此为准。

陈铎的生卒年

陈铎生平与家世发微[1]

内容提要：

陈铎，约生于正统七年（1442）至十三年（1448）间，卒于正德二年（1507），下邳人。天顺五年世袭南京济川卫指挥使。祖陈政，因靖难功累进南京中军右都督，正统十一年卒，追封睢宁伯，继娶沐氏，乃黔宁王沐英之孙女，定边伯沐昂之次女，其子孙并与平阴王朱氏、中山王徐氏相互联姻。《明史·文苑传》在明确标举陈铎于南都文学复兴的意义时，却定格于陈铎与徐霖等人谈艺“正德”时，这一叙述实际上抹去了陈铎吞吐风气之先的意义，而将整个南京文坛的变迁俱笼于李、何复古思潮之下，其后便转入“（顾）璘主词坛”云云。然而，陈铎受知于成化间卞荣，徐霖受知于正德间顾璘，二者实已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这样，考明陈铎生平便直接涉及如何重释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复杂面相，并重新确立陈氏在当时文学谱系中的地位；而陈铎家世所折射的南京武职的兴衰，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这一复古思潮何以兴起的某些历史性因素。

关键词：陈铎、南京武职、明代、文学复古、文武矛盾

有关明代文学史的诸多研究几乎都是在讨论李梦阳复古运动的基础上，以诗文为核心，具体考察中晚明文学的嬗变历程。然而，早在李梦阳之前，留都南京的陈铎，已开始以山林的身份，毕其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创作：其诗宗盛唐，词法北宋，曲尚金元。可以说，陈铎如此积极以复古自任，正不妨视为南京、甚至吴越一带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陈氏也因此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明代复古思潮雅俗嬗变与南北嬗变的标志性人物。与李梦阳相比，陈铎的身上尚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其活动时间在成弘之时，早于李氏；二是其所在地域为留都南京，而李梦阳等复古思潮则肇始于北京，终明一朝，南北两京遥相呼应，其实是有明政治史、思想史中极为微妙的两支力量。[2]三是其身份为将家子，而有明文武矛盾亦同样是当时政治史、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同时，明代武职与当时小说戏曲的兴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简言之，陈、李二人，一南一北，一新中进士，一世袭武职。如以二者同观，或者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揭证明代中期文学复兴的复杂图景。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我们仅知陈铎为金陵将家子，其人究竟活跃于何时，是成弘，还是弘正，其身世究竟如何，却始终不明；前者直接涉及到如何确定陈氏在文坛上的交游，及其在文学谱系中的位置；后者则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何以兴起的某些历史性因素。因此，本文不惜笔墨，稽考其生卒年月及家世背景，由此，方可进一步考其生平、著述，进而发掘陈铎文学思想的隐微所在，而有裨于我们对明代文学史的重新思考。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成弘之际，身在南京的陈铎何以走出世代簪缨之家，何以弃金带指挥而不为，更以毕生之力折入诗词曲的创作，以复古自命，而最终肇始了明代中期南京文学的复苏？所谓“金陵将家子”，这一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参与了陈铎精神世界的建构？或许，身世的湮没与文学的彰显，这一消一长，本身即是一个极有意味的历史现象。

一 生当成弘之时-----生卒年考

陈铎，字大声，号七一居士。长期以来，一般以陈氏为弘正间人，因此，诸家文学史多在陈铎名下，标其生活年代约在弘治元年（1488）至正德十六年（1521）间，或径云生卒年不详；[3]其中，惟谢伯阳《全明散曲》明确标其生卒年为景泰五年（1454）至正德二年（1507），只是未说明缘由；[4]近年复有研究者主张其卒年可能已在嘉靖中期之后。[5]要其原因，或因循前人，或追踪影响，或者出于揣测，而语焉不详。

其实，关于陈铎的卒年，嘉靖间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一文曾明确提及，是在正德丁卯年，即正德二年（1507）。[6]不妨由此进一步推考陈铎的生年。按陈氏《秋碧轩稿》中《北双调水仙子·因跌自嘲》二曲，有一句“涉险攀危过六十”。显然，陈氏年寿至少超过六十岁，则其生年最迟应在正统十三年（1448），即陈铎生年的下限为1448年。又按陈氏《草堂余意》卷下《秋意》“氐州第一”云：“小前程，何足问。且归去，仰天大笑。四十年来，一梦中，而今尽晓。”此一句“四十年来一梦中”，可做两解。第一种解释乃虚指人生如梦，而前程也只是虚写一生抱负，那么，陈氏撰此词时约四十上下；第二种解释即陈氏已滞于仕途约四十年。不过，陈铎乃世袭指挥，入仕可以在二十岁以下，则去官之时也不会超过六十岁。只是仅就这两条材料，陈氏的生年还十分模糊。所幸笔者在卞荣（1418-1487）诗集中考得《赠别金陵陈大声挥使》一首，诗中称铎“年少胸中有五车”，[7]以年少称，则当时陈铎至少在三十岁以下。卞氏全集仅此一首涉及陈铎，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挥使铎”条云，成化中卞氏曾为陈铎《香月亭诗》做序，两者很可能同时。假设赠别诗写于成化元年（1465），那么陈铎的生年上限为1435年。此外，卞氏诗集为其门人无锡吴键所整理，历三年始成，刊于成化十六年。其体例以文体分卷，而各卷所录似以编年排序。[8]《赠别》一诗之前，有《生日》一首，注成化八年；紧续《赠别》之后，复有《成化十四年九日》一首。这样，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成化八年（1472）至成化十四年（1478）之间；[9]相应，陈铎生年的上限也可进一步确定为1442至1448年间，1448年恰恰也是陈氏生年的下限。综上所述，陈铎约生于正统七年（1442）至十三年（1448）之间，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约在六十至六十六岁之间。其一生，少年袭职，历官四十余年，不过，晚年是否去官，是请辞还是被黜并不清楚。《氐州第一》一词语义不明，所谓“且归去，仰天大笑”并不排除只是作者觑破红尘的感慨。

李开先（1502-1568），嘉靖八年进士，与南北曲家颇有往来，所云陈氏卒于“正德丁卯”一说理应取信。而诸家文学史一直径取弘正（1488？-1521？）说，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对该材料的忽略，更大程度上却来自于明清人的误导。可以说，明清人所勾勒的陈氏小传便颇多疑点，或含混不明，或以讹传讹。万历间汪廷讷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陈氏之名遂大显，此书有曹学佺序，称陈铎“生当弘正升平之世”。此后，《千顷堂书目》、《明史》、《明诗综》、《惠风词话》诸要著更推波助澜，或称弘正，或题正德，遂成信说。其实，曹氏之说也只是影响之辞，不足为凭。与此同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便称陈氏为成弘中人，不过，文中又将陈铎与正嘉时沈青门（1488-1565）并提，视为同时代人，显然也都源于传闻，难免讹误。这一点沈氏也很清楚，故而感叹道：“今皆不知其为何代何方人。”由此来看，早在万历时陈铎其人其事已是杳然如黄鹤了。也许，当明末黄虞稷撰写《千顷堂书目》时，只是信手将陈铎著作归入正德时期。待到清初，《明史·文苑传》在明确标举陈铎于南都文学复兴的意义时，却将陈铎与徐霖等人并提，定格于诸子谈艺“正德”时，南京风雅始稍稍振起；这实际上又抹去了陈铎吞吐风气之先的意义，而将整个南京文坛的变迁俱笼于李、何复古思潮之下，其后，便转入“璘主词坛”云云[10]-----史家的叙述进一步误导了后人对陈铎生平的追述。

综上所述，陈铎当卒于正德二年（1507），但短短数十年后，人们已不知陈氏为何时何方人。万历间将陈铎广传为弘正间人，究其原因，不过由于其名经常与徐霖(1462-1538)并提的缘故，当时的南京曲坛，流传最广的便是陈铎与徐霖在富文堂联句的佚事。[11]然而，陈、徐二人，一为成弘间人、一为弘正间人，同为富文堂上客，不过是彼此生命轨迹的短暂交汇，二者于明中叶金陵词坛的意义其实已迥然属于不同的时代。

如此，我们不妨将陈铎置入当时整个南京的文坛中，考其影响，以进一步确证其卒年在正德初。《明史·文苑传》称南京词坛的兴起，以陈铎、徐霖、谢子象为先导，至顾璘领袖词坛遂大昌，这一叙述显然是以整个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嬗变为背景的。顾璘（1476-1545），字华玉，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与陈沂、朱应登、王韦等人并称金陵四大家，而名位最显。顾氏自弘治丙辰举进士以来，即卷入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复古运动。正德初，随着与刘瑾等人斗争的失败，诸子纷纷落职，复古思潮开始由京师向大江南北分散发展，形成不同的地域群，[12]可以说，顾璘正是这一复古运动后期在江南（不独南京）的中坚人物。正德八年（1513），时任开封知府的顾璘因忤钱宁等人而下狱，同年谪授广西全州。此后辗转江南，入江浙，转湖湘，终南京，延揽士流，惟恐不及。一时江南江北，但有声名者无不在其奖誉之列。晚岁家居，声名籍甚，构息园以待四方之客，希风问业者，户屦恒满。[13]南京词坛，亦因此而日盛。确切而言，顾氏在赴广西全州任时曾取道南京，此后亦常与南京诸子书信往来，声气相通，也即是说，顾璘领袖南京文坛实可以追溯到正德八年时。也正是这一年，顾氏在取道南京时特地拜访了徐霖，并为其写下了《晚晴阁记》。复古运动在备受挫折之后，各地文人士大夫声气往来，南北呼应，留下了大量酬唱应答的文字，而随着复古诸子的逐渐凋零，也留下了大量的悼念文字，包括史传的汇录。[14]当时的顾璘、王沂、王韦，包括后来的王慎中等人，无论是入籍金陵，还是任职金陵，均留下了与徐霖交往的文字，而顾璘更殷勤为徐氏撰写《墓志铭》，又有《哭徐九峰》诗，与《哭陈沂》、《哭金大有》等并置集中。[15]当时士林声气往来如此之盛，而顾氏与陈铎同处金陵，以顾氏领袖金陵文坛的身份，好结天下士的性情，如果陈铎亦如徐霖一般活跃于正德间，甚至直到嘉靖中，那么顾氏集中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不仅如此，我们在陈沂诸人文集中也未发现只字有关陈铎的记载，而陈铎的交游可以考知的也不过卞荣、徐霖、史忠、沈周、徐俌等寥寥数人。惟一的可能，只能是陈铎卒于正德初，遂已置身于这一声气之外了。由此来看，尽管我们也将陈铎与徐霖列为同时，视为明中叶南京文坛兴起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然而，陈铎成名早，去世亦早，徐霖寿至七十有七，晚年声名愈盛，二人在短暂交往后，彼此的人生取向与文学取向已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以陈铎受知于成化间卞荣，而徐霖受知于正德间顾璘，已可知两个人实际已代表了不同的时代。[16]明乎此，在明中叶文坛上，陈铎领风气之先，其承前启后之意义方能进一步发明。

明中叶复古思潮首先在诗学领域爆发，并迅速席卷南北，其余势亦逐渐波及词学与曲学。此一点，今人很少提及。[17]今存明代词话最早者为陈霆《渚山堂词话》，是书所录明代曲家，明初诸公有瞿佑、刘基等人，明中叶仅陈铎一人，凡三条。同时，《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曲选也开始在正嘉间流传，三者也径将陈铎与明初诸子并录。[18]可见，在嘉靖间编选词曲之时，陈铎的词（曲）已广泛流传，后者更播于教坊之中，与金元及明初旧曲并行。由此可证，陈铎实为明中叶词曲复兴第一人，其生活时代理应早于《渚山堂词话》与《雍熙乐府》的编撰时代。《渚山堂词话》有嘉靖九年陈霆自序，三家曲选中《雍熙乐府》最为晚出，今存嘉靖四十五年重刊本，初刊本在嘉靖十年。如此，显然可以排除陈铎卒于嘉靖的可能性。进而言之，陈霆正德六年致仕，此后四十余载一心著述，其《词话》尤开风气之先，而为后人所推重；顾璘正德八年谪受广西，其领袖南京文坛也可追溯于此年，二者在性命取向与文学取向的种种变化，显然都与当时时世的变迁密切相关，只是有显有隐罢了。[19]我们说，明代中叶复古思潮由北而南形成不同的地域群，这之间显然存在与该地域原有文学的相互融合，其中南北融合尤为关键。作为当时政治与文学的重镇，南京自然具有风气之先的意义，这也是《明史·文苑传》特别标明南京文学复兴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南京文学的复兴，诗歌一域以陈铎肇其始，以顾璘推其波；那么，整个江南的词学，陈铎于陈霆的意义也大可以作如此推论。

（二）金陵将家子-----家世考

关于陈铎的身世。这一点目前尚无争议，一般沿袭旧籍，以为陈氏乃睢宁伯陈文曾孙，都督陈政之孙，邳州人，移家上元，世袭金陵指挥使。然而，如前所说，明清时人关于陈铎的种种记载不过辗转相袭，俱在影响之间，仔细索引，仍存在很大的疑问。

其实，最早关于陈氏的记载，不过笼统而云，“金陵将家子”（曹学佺语）、“簪缨世家”（汪廷讷语）、“指挥陈铎”（周晖语）、“金陵人、官指挥使”（沈德符语）、“大声为武弁”（顾起元语）。至于将其家世坐实为邳州人或下邳人，某某侯伯之后，笔者寡陋，就所知材料而言，大约也始于明末清初。一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在将陈铎著作录入正德时期的同时，称其为“下邳人，睢宁伯陈文曾孙，世袭济川指挥”，《明诗综》承其说。一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陈氏为“邳州人，睢宁伯文之曾孙，都督政之孙。以世袭官指挥”，此后清人《邳州志》即援引此说。[20]钱氏记载陈铎事最详，说或有据。按，陈文、陈政传最早见于天顺间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而以正德间《皇明功臣录》所载最详。书载陈文乃合肥人，元季挈家从上，屡立战功，累官至都督佥事。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卒，寿六十。追赠“东海侯”，谥孝勇。陈政，邳州人，当元末淮东大乱，集兵捍寇盗。丙午年，率所部归附明军，骁勇过人，所向有功，受指挥，累迁中军都督府都督。[21]今人多以为此陈文、陈政即陈铎曾祖与祖父。陈文传记较多，《明史》有传，李贽《续藏书》卷四、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十五等也有传，文字大致相似。惟陈政记载甚少，赵曼初并引《明史·应履平传》所及宣德七年都督陈政事，以为此陈政即洪武初陈政，即陈铎父。据考宣德间确有一陈政，官南京中军右都督，卒于正统十一年，追封睢宁伯，谥荣靖。惟不言何方人氏。[22]然而，将各家材料相互比勘，却发现疑点甚多。第一，《一统志》与《功臣录》所载陈政为邳州人，明时邳州属淮安府，下有睢宁县。汉属东海郡，东汉为下邳国，晋宋梁隋为下邳郡，因此，明末以来称陈铎为下邳人、邳州人、睢宁伯子孙，均合。陈政累官南京中军都督，亦合。然而，所载陈文封东海侯，睢宁伯乃宣德间陈政死后追封，又皆不合，此中必有讹误。第二，陈文与陈政是否为父子颇为可疑。诸家记载均云陈文乃合肥人，赵曼初以为，陈文封东海侯，邳州古称东海郡，[23]则陈文当籍属合肥，后复移居邳州。考陈文后来流寓宝应（属南直隶扬州府），嘉靖《宝应县志》载陈文墓在宝应，后来县志并云“后其裔孙守墓宝应，遂入邑籍以耕读世家”。[24]如此，则陈文及其子孙不曾移居、更不曾入籍邳州可知，那么，陈文也不可能是邳州人陈政之父，至于何以封东海侯也当另作解释。再者，陈文、陈政俱名位显赫，又同时从洪武征战，也并无一家明确记载二人为父子。第三，宣德间陈政与元末陈政恐怕年龄并不相当。据《功臣录》所载，陈政丙午年（1366）年起兵归附朱元璋，即以陈氏起兵之时方十八岁计，至宣德末正统初已九十多岁。陈铎既袭世职，一般应为长子长孙，考其生于1442年至1448年间，则其时陈政已一百余岁，这样，除非陈铎父祖辈均是暮年得子方勉强可通，也有悖常理。第四，细想来，陈铎家世的种种疑团关键就起于《一统志》、《功臣录》二书。关于陈政的传记仅见于此，后来记载都不过沿袭陈说。按《开国功臣录》为成弘间黄金所撰，黄金，字良贵。定远人。成化甲辰进士。是书有弘治甲子自序，复有正德二年序，署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国子监祭酒黄珣撰，实为顾璘所撰。[25]如顾序所言，黄氏乃慨于开国故事日渐湮没，虽子孙不知其祖先事迹，遂起而撰之；可见《功臣录》的撰写颇有搜集遗佚之意，便难免存在传闻不实之处。[26]噫，以陈文、陈政，武功如此显赫，其事迹却不复可考。殆至清末，《惠风词话》称陈铎“睢宁伯文曾孙，正德间，袭济州卫指挥”更是以讹传讹，不过十余字却一误再误：睢宁伯文曾孙误，济州卫亦误，正德间始袭指挥尤误。难道陈铎的家世也只能如早期人所云“金陵将家子、世袭指挥”而已？

欲考陈铎家世，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所谓睢宁伯文曾孙、都督政孙与《皇明功臣录》中的陈文、陈政联系起来，反而疑窦丛生；如此，正不妨从《明史》所载宣德间陈政入手，或可柳暗花明。

笔者在严嵩文集中，发现了一则关于宣德间陈政记载最明确的材料： 

太夫人陈氏，赠太傅成国荣康朱公之配，今太傅兼太子太师成国公希忠、管锦衣卫事都督同知希孝之母也。……先世邳州睢宁人，曾祖讳政，以靖难功封睢宁伯，殁谥荣靖，赐第，家于金陵。父讳钺，母伍氏。荣康初配白、徐、杨，俱早世。太夫人入继其室，能以顺为妇，治家以谨以严。……卒嘉靖甲寅七月十三日，距生成化甲寅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27]

严嵩笔下的陈政与王世贞所载基本吻合，并透露了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这一陈政是以靖难功封睢宁伯，而非洪武间从征。那么，或者此陈政与洪武初陈政并非一人，或者洪武初陈政的记载有误。第二，这一陈政祖籍也是邳州，为睢宁人，其孙陈钺与陈铎俱单名，俱以“金”字排行，也似兄弟辈。那么，陈铎是否即是宣德间都督陈政之孙呢。

各家记载都称陈铎世袭指挥，不过，袭何方指挥又指说不一，凡“济川卫”、“济州卫”、“海川卫”、“济宁卫”四说，称“济川”、“济州”者最多，又以后者影响最大。按济宁卫在山东，明无海川卫，“海”当为“济”之讹，嘉靖间《百川书志》及后来《千顷堂书目》、《明史》诸书俱载陈铎为济川卫指挥，惟清末《惠风词话》称是济州卫，遽为今人所袭。[28]然而，济州卫实在北京，南京为济川卫，[29]不过，《明史》中已有讹南京济川卫为济州者，[30]大约清人不能详辨，遂以讹传讹，陈铎所袭自当以济川卫为准。考《明实录》关于济川卫的袭替恰有两则材料：一是，正统十二年，“命故……南京中军右都督陈攸子濬袭为指挥使”。二是，天顺五年，“命故……南京济川卫指挥使陈璿子铎……俱袭职”。[31]此条材料陈政作陈攸，其子又作陈濬与陈璿不同，当系误书，原因有三：其一，南京中军右都督、济川卫指挥使官职同；其二，广检资料，明代别无南京中军右都督陈攸的记载。其三，陈政卒于正统十一年，陈璿（濬）袭职在正统十二年，时间相当，陈铎袭职在天顺五年（1461），以前考生年计，约在十五岁至二十一岁时，时间也相应。其四，攸与政，濬与璿形似，误写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证，《明实录》所载世袭济川卫指挥使陈铎，即本文传主陈铎，其祖为南京中军都督陈政，父陈璿（濬）。

陈政娶黔宁王沐英之孙女，定边伯沐昂之次女：

宣德辛亥十一月壬戌朔黔宁昭靖王夫人卒。……黔宁昭靖王继室。王姓沐，讳英……寿八十有七。王先夫人冯氏，一子曰春，袭侯爵而卒。夫人子男四人，曰晟，嗣封，积勋进爵黔国公，加封太傅，总戎镇云南。将卒感其诚，士民怀其德，而蛮夷亦莫不帖服。曰昂，右军都督同知，掌云南都司事，规画抚绥，咸适其宜。曰昶，早卒。曰昕，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太宗皇帝以昕肺腑之亲，屡任以事，皆称上意，令誉有闻。女四人亦贤淑，长适指挥戴玉，次适右府右都督、追封定国公徐增寿，次适营州卫指挥孙毅，次适朔州卫周忠……（孙）女八人，长寿昌王妃，次赵王妃，次适成国公朱勇，次适右府右都督陈政，次许嫁英武侯郭玹，余在室。[32]

此文因耿氏为黔宁王继室，故此将沐英子孙凡五子、四女、孙女八人多列于耿氏名下。其实，沐英五子，除昶早卒外，仅次子晟为耿氏所出，长子春为冯氏所出，昂为侧室方氏所出，昕为侧室颜氏所出。[33]孙女八人，第一寿昌王妃，或为沐春之女，寿昌王即朱孟焯（1399-1440在位），乃楚昭王朱桢庶五子。第二赵王妃为黔国公沐晟之女，赵王即朱棣嫡三子朱高燧（1404-1431），其母仁孝皇后即中山王徐达长女。第五适郭玹，亦为沐晟之女。[34]第三适朱勇，第四适陈政，均为沐昂女。可见，陈政所娶实为沐昂次女，昂为沐英三子，继兄春、晟后，代镇云南，赠封定边伯。昂母方氏（1357--1439）为方国珍侄孙女，蔡国公方国馨孙女，正统四年卒，时陈政仍为南京右府右都督。[35]

陈政卒于1446年，生年无明确记载。考陈政岳丈沐昂生于1379年，卒于1445年，长女适平阴王朱勇，朱氏生于1391年，卒于1449年，小沐昂十二岁------朱勇初娶沐氏，继娶王氏，其二子仪、佶俱出王氏，则沐氏早卒可知------次女适陈政，则陈政年龄至多略长于沐昂，又以靖难功起家，以靖难时（1402）不低于二十岁论，则陈政约生1379年至1383年间，享年六十四至六十八岁。只是陈沐年龄相差较大，或为继娶，故陈璿（濬）生母是否沐氏无法确定，璿（濬）生卒年月亦不明。

上引严嵩文，成国太夫人即陈政曾孙女，其父讳钺，母伍氏。这一陈钺显非长子，只是与铎为兄弟，亦或叔伯兄弟不明。陈氏为平阴王朱勇曾孙朱凤继室，朱凤嘉靖八年袭爵，十三年春推南京守备，特诏掌中军都督府事。二子希忠、希孝，俱为陈氏所出，长子希忠袭爵,因得嘉靖宠遇而权势甚隆。

另据倪谦所述，中山王徐达五世孙、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徐显隆长子，世袭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徐铎，初娶济川卫陈指挥女，[36]此一陈指挥当指璿（濬）而言，考徐铎妻年龄与陈铎相若，是姊是妹不明。中山王四子，长子辉祖袭魏国公，因靖难中力拒燕师，永乐继位，将之削爵，并幽于私第，五年卒；次子早卒；三子徐增寿，婚沐英次女，因支持朱棣为建文亲手所斩，永乐时追封，子景昌袭为定国公；永乐以后，惟四子徐膺绪尚存，亦因元舅而备受尊宠，累进中军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徐显隆即徐膺绪孙，初袭授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因其才干深得南京守备丰城候李贤器重，成化中累擢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铎事不可考。

正德二年，陈铎卒，然《明实录》并无子嗣袭职的记载，则此后陈氏子孙暂不可考----或者因时事变换，陈铎遂弃职致仕；或者子孙袭职降等，名位不如从前，遂不入史册；或者竟无子嗣，陈氏一脉只余旁支而已。陈政父亦不可考，政因靖难功而追封睢宁伯，作为武职，其父或者也在元末从征，只是姓字不明，军功亦不明，是否即东海候陈文，更不确定。

综上可知，陈铎，约生于正统七年（1442）至十三年（1448）间，卒于正德二年（1507），邳州睢宁人，家金陵。天顺五年世袭南京济川卫指挥使，历四十余年。祖陈政，因靖难功，累进南京右府右都督、中军右都督，正统十一年卒，追封睢宁伯，谥荣靖，继娶沐氏，乃黔宁王沐英之孙女，定边伯沐昂之次女。父陈璿（濬），正统十二年袭济川卫指挥使。

（三）英雄梦杳-----陈氏之衰微与南京军政之积衰考略

一旦考明睢宁伯陈氏与徐、沐、朱三姓有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有关陈铎家世的意义便渐次浮现。可以说，说陈铎乃“金陵将家子”，这短短五个字实际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世袭武职（确切说是世代簪缨），二是留都南京。世袭武职的兴衰直接折射了整个明代政局的变迁，而作为留都的南京在明代政局的变迁中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陈氏一族以陈政之时（即永宣时期）最为显达，陈政娶黔宁王之孙女，与寿昌王朱孟焯、赵王朱高燧、平阴王朱勇、武定侯郭玹俱为连襟，又因沐、朱二氏，而与中山王徐氏及当时勋侯显贵多为姻眷。从徐铎与朱凤例来看，直到嘉靖年间，陈政孙辈与曾孙辈同徐、朱两姓仍互为婚姻，只是自陈璿（濬）以下皆湮没不彰。有明一代，实以中山王徐氏、黔宁王沐氏及平阴王朱氏最为显赫，徐氏更一门二公。明李贤即道：“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功臣不为少矣，子孙至今不衰者惟中山、黔宁两王家故存，洎夫太宗文皇帝靖难功臣尤盛，而元勋上公子孙能继者亦惟平阴王一门而已。”[37]陈氏得与三姓联姻，显然与陈政以靖难功起，并长期执掌南京都督府事有关。有明勋贵多萃于留都南京。当时，沐晟卒，沐昂代镇云南，其家眷俱在南京，因此，当其母方氏卒时，只能由其异母弟沐昕率昂子沐僖主持丧祭。朱勇永乐中受命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十八年召至京；至于陈政，目前仅知宣德七年已为右府右都督，何时开始执掌并不清楚，大约即在朱勇去后。大约也正是因此，陈政虽年长于朱勇，娶沐昂之女却在朱勇之后，遂奉朱勇为姊丈。此后，朱勇子仪、孙辅、曾孙凤俱守备南京，掌中军都督府。徐氏子孙，魏国公徐俌于正德间守备南京，中山王徐达四子徐膺绪一支，其子孙亦先后袭职于南京，又以徐显隆最为贵显，显隆因得南京守备丰城候李贤器重，遂脱颖而出。陈政孙女适显隆长子，曾孙女复适朱辅次子凤。而严嵩与朱希忠子女联姻，显然也因严氏曾长期居南京礼部的缘故，二人一文一武，并受嘉靖宠遇。

陈政以靖难功起家，累擢南京中军右都督，执掌南京军务达数十年，遂得与三姓联姻，其地位不可谓不尊隆；然而，自其子陈璿却迅速湮没，其孙陈铎至万历间已不知何方何代人，其余子孙更不可考。这期间几乎充满了各种诡谲难明的因素。细察起来，陈氏的衰微，似乎早在宣德间陈政任右府右都督时，便已经风起苹末了。关于陈政，目前可以查考到的几条史料主要涉及两件事情，一是宣德七年，陈政被贵州按察使弹劾遣使不遵勘合故事而引罪。[38]

应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进士。授德化知县。历官吏部郎中，出为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贵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数论时政。旧制，都督府遣使于外，必领内勘合，下都司，不敢辄下卫。至是军府寖横，使者挟关文四驰，历诸卫，朘军伍。宣德七年，应氏抗疏言：“勘合之设，所以防诈伪。今右军府遣发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凭势横求，诈冒何从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陈政引罪。帝令诸司永守之，军府为之戢。

二是宣德十年英宗敕命都督陈政操江：[39]

丁巳，南京守备内承运库大使袁诚奏请以各卫风快船四百艘作战船，令都督陈政总督操江，上勅守备太监王景弘及襄城伯李隆、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等计议行之。

单单这两件事被载入史籍断非偶然，二者直接折射了永乐迁都之后，留都南京政治地位的变迁，尤其是军事地位的衰落；同时，隐喻了宣德朝政局的深刻变化，其核心的表征之一便是朝野上下一群以制作自任的文人士大夫的崛起，以及由此再次引发的文武矛盾。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最初固然有意倚用文臣以遏制武臣势力，但立国根本仍在于右武抑文，因此，君臣之间，无论是帝王与文武臣、文臣与武臣，都存在着极为微妙的矛盾。此后，方孝孺等浙东士人欲依托建文帝以建构士大夫政治，却招致武将的离心，靖难之变不过是这一矛盾的激化。朱棣以靖难登基，有明历史制度的种种变相亦渐次肇兴。譬如，永乐时一改洪武朝以演剧为声教的姿态------这一姿态也是朝野文臣努力的结果，而鼓吹宴乐以文饰太平，一方面固然有消弥藩王勋贵之逆心的意图，另一方面却也有意右武抑文，而放纵武臣的骄奢。这样，宣德时期，一群以制作自任的文人纷纷起来指摘时政，一时间，朝野上下，直抗勋贵、权阉、外戚蔚然成风，南京，由于其留都的特殊地位，更成为当时舆论的浪尖。应履平弹劾陈政不遵故事，并请严格勘合制度，不过是其中代表性事例之一。[40]勘合制度，主要用于对人物身份与行走事由的辨伪，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制度之一。对军府的勘合始于洪武，永乐间重申，然而，至宣德时却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应履平的弹劾与陈政的引罪，标志了这一军府勘合制的最终确立，从而肇示了原有最高军事机构------南京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全面衰落，长期以来的文武矛盾最终以文士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操江”一事，便是南京文武携手进一步整顿南京军政、加强南京军事力量的开始，当时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襄助者为当时的名臣黄福。黄福自明初以来，历仕六朝，素以直言谏上著称。宣德七年后，改官南京，次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继位，加少保，参赞南京机务。史称“留都文臣参机务，自福始。隆用福言，政肃民安”。[41]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十八年，声誉极隆，尤以礼遇黄福及当时国子监祭酒陈敬宗而广被传诵。然而，黄福卒于正统五年，次年，李隆离开南京。

襄城伯李隆丰资凝重，器宇宏远，守南京数十年，镇之以静，最识大体。富贵尊严，拟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礼尤恭，以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若祭酒陈敬宗先生造宅，务欵留之，不醉无归。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杨学士极重爱之。正统中，以得人心见疑，召来京师，始近声妓为自安，计数年，终于第，自后代者数易其人，终莫能继。[42]

襄城伯李隆因见疑于帝王，遂不得不离开南京，并以声妓自安，一时间南京的种种制作风流云散。[43]操江之事自然也不了了之，正统十一年陈政卒。颇有意味的是，《明实录》中只简单记录了陈政的离世，没有留下只字小传。

南京军备的废驰直接肇源于永乐迁都。当明建之时，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南京以长江为天堑，素以水师为重，因此特设济川、江淮二卫官军，专驾使马快船，操习水战，所谓战守之策，操江为上。然而，迁都之后，南京的军事地位相应大为减弱，再加上承平日久，当年的马快船遂专以运送郊庙香币上供品物军需器仗，及听差遣，并拨属南京兵部掌管轮流差拨。只是这一“接运”早在宣德九年便已蔽病丛生，当时南京兵部便多有奏请，可以说，宣德十年敕命陈政操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44]

景泰初年，于谦等人有意图治，如何“操江”遂成为当时朝中反复讨论的重中之重。[45]只是这一系列举措都收效甚微，操江之事有名无实，南京马快船迅速成为有明最大的蔽政之一。对此，成弘间倪岳记载甚详：

窃见南京快舡差使第一艰难，积年负累，甲余贫乏，每佥一人充当，展转哀告不已。一至领舡，中人之产不久即破，盖缘每差押运官员需索帮钱数多，卫所又无余丁拨补，必须顾人撑驾，虽有附搭人货，所得不偿所费回还之日，别无所得。能事者得随有差内臣贩卖私盐，少思陪补，及至到此，被其算账扣除，依旧一空。生亲见一新佥小甲，初颇殷实，一年两差，房产随尽，遂为贫户，似此夙蔽无力可除，诚可悯念。因循岁乆，将成不可救药之病。[46]

倪氏主张减免差丁，增加俸粮，“亦照粮船事例，加与月粮一石，方可系留人心”，然而，所虑者户部以费粮见阻，而“查江淮、济川二卫马舡夫逃已万人以上，皆系食粮人数”。宣德年间的奏疏也是指责有差内臣半载私货，待到成弘间，显然差臣的走私与豪横已是日见嚣张，同时，服役的军丁更是日益贫窘，最终船朽军亡；由此可见，马快船之蔽来自制度本身，且积衰有年，它见证了南京军事地位的全面衰落，已远非一二有识者所能力挽。

遥想当时，正是陈璿与陈铎父子先后任济川卫指挥，一方面是由指挥水师、操兵江上日益沦为督管接运之差官，另一方面，又深陷于朝廷之指摘与军夫之疾苦之间，这已足可想见其尴尬了。所谓船朽军亡，当年操江水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豪情终究是一去不返了。

其实，衰微的何止是金陵陈氏一家。正如李贤所说，洪武时的创业功臣，永乐时的靖难功臣，数量众多，然而，终明一代，子孙袭爵不衰者，惟徐、沐、朱三姓而已。即便这三姓，大抵君恩难测，世态翻复，其子孙十几代，亦是或浮或沉，几乎贯串了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譬如，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徐氏的淍零与一门二公的荣耀都始于此）、正统土木堡之变（朱勇死于是役，当时为于谦等人论罪削爵，天顺初始追封平阴王）、正德刘瑾擅权（朱凤兄朱麟因此而不获圣眷，后朱凤袭职）、嘉靖改制（朱希忠因救驾有功而地位大盛，并与严嵩联姻）等。或许金陵陈氏的兴衰，正可以与徐、沐、朱三姓的沉浮相参照----它几乎令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金陵四大家-----而直接折射了有明自洪武至嘉靖近二百年间历史的风云变幻。令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在这一风云变幻中文学图景的嬗变。[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