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让农民工购房成为了新的热词。

这一政策能否落地，关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也是检验城市供给侧改革纯度的标尺。

一直到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之前，中央政府一直更侧重需求端管理，7年前的四万亿即是明证。

此番农民工购房热词的出炉，亦与化解房地产高库存相生相伴。问题是，孰先孰后，效果会大相径庭。

如果是需求端管理的思路，新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深入讨论的农民工购房，不过是一种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解套的办法。

2013年以来，地产黄金期结束，一二三四线城市地产市场明显发生分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高企，令金融稳定性风险与日俱增，渐成决策层“心腹大患”。理想的状态是：数亿农民工的购买力得以释放，一举解决这一“高库存”包袱。

问题是，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思考，“高库存”包袱不一定能甩得掉。

经济学是一门对预期进行管理的学问，农民工购房的前提，是他在城市有超长期的稳定预期，这里面包含了夫妻二人的就业、子女的就学和父母的医疗养老等。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农民工购房化解房地产高库存，只是乌托邦式的美好梦想而已。最近一两年来PPP遭遇冷场，即是前车之鉴。

有一定水平的围棋爱好者，都懂得次序的重要。先A后B还是先B后A，可以直接影响乃至决定胜负。

如果从城市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提高户籍城镇化率，也就是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将附着于城市户口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数亿务工的农民兄弟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则超长期的稳定预期自然相伴而来，购房也就成为每个务工农民兄弟的刚需，所谓“高库存”包袱，才真的有望迎刃而解。

即便如此，充分必要条件仍有缺失。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适用房，还是后来的公租房，几乎与农民兄弟无缘。既然城市居民的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保障（如果经济适用房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话），市民化后的农民兄弟也应同权。

城市居民收入三倍于农村居民且有保障房兜底，市民化后的农民兄弟更应有住房金融等部门予以扶持，方能令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住房问题，逐渐落于实处。

综上所述，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化解“高库存”的角度出发，才是正本清源、主次兼顾的康庄大道。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步入政策观望期，持币者在观望决策者的诚意。（《财经》记者 杨中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