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观影体验中，从影像风格到叙事基调，最以张狂炽烈的气象示人的国产影片有两部——一部是很远的《红高粱》，一部是很近的《让子弹飞》。前者在八十年代深沉忧思的文化氛围里，为中国银幕赋予了空前的炽热情怀和狂放气质；后者，顺今日纷乱躁动的文化产业潮流而动，用银幕上一场元气充沛的修辞狂欢，崭露终结同时代中国电影外强中干、疲靡不振的气魄。两部“放浪形骸”的电影，横跨新旧两个世纪，放在一起好像有那么一些“不搭调”。可显然无法忽略的是，这两部作品，一部主演是姜文，另一部导演和主演都是姜文。因了姜文，中国仅有的姜文，我们不得不再次确认：是人的禀赋、个性、才情——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最大程度上规约着一部电影的风格，也成就了电影的格局和气质。

“让子弹飞”，多么奇特的语词组合，多么富有创造力的意象。子弹脱膛而出、一纵即逝的飞行时间，被心怀叵测地抻长了。相比子弹载负的使命和命中的目标，子弹飞行的轨迹、姿态和撕破空气的猎猎呼啸声，更让人迷醉。我以为，这个四字词组道破的是这部电影的美学旨趣——过程重于结果，形式的快感成为了影片实体性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片名所昭示的那样，《让子弹飞》是一部以输出快感为首要目的的电影。它的快感首先来自一个闭合性、高度戏剧化的叙事框架。时代和历史的印记，在这里若有若无。惟余一座鹅城，土匪张麻子、骗子汤师爷与恶霸黄四郎三股力量展开博弈和殊死拼杀。对立双方壁垒分明，人的动机和行为，一切都以对抗的名义而存在，一切都围绕精心营构的戏剧冲突而展开。于是，再复杂的情节设置、再纠结的人物关系，也附着在一个干净到无以复加的故事主干之上。线索明快了，故事单纯了，观众的情感和情绪也有了明确而直捷的聚焦对象。相比《太阳照常升起》的玄奥多义，难怪姜文对记者笑称：这部电影，“看不懂也难”。

《让子弹飞》的又一个快感源头，是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塑造。电影里的所有人物，都不同程度附着了戏谑的色彩，此外，几乎每一个角色又被赋予了一种标签化的性格特征。这自然是时常不忘强调自己学戏剧出身的姜文刻意为之。就像我们习见的许多话剧作品一样，影片不断放大和强化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无意于花费笔墨去呈现人物个性的复杂成因或者变异轨迹。我们看到，三大主角可对应传统戏曲中的各色脸谱人物——黄四郎是无恶不作、丧尽天良的恶霸（白脸），汤师爷是狡黠奸诈、插科打诨的骗子（丑角），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张牧之），尽管有过一段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到日本追随蔡松坡将军的辉煌革命“前史”，但影片里突出的仍是他亦正亦邪的绿林豪侠本色（红脸）——一来，嗜血兼好色，快意恩仇；二来，劫富以济贫，盗亦有道。三大主角而下，两方阵营中的一干人等，如胡万的阴邪，武举人的凶残，县长夫人的风骚，老六的憨直，胡千的谄媚……一人一面，张狂利索，快刀斩麻一般毫不含糊。粗看，影片贯穿着枪林弹雨、剑影刀光，细看却皆是被推向极致的性格交锋，火光溅落处，酣畅淋漓，让人直呼痛快。《让子弹飞》的“好看”，以及之所以备受观众推崇，与人物呈现上的这一特点有很大关系。与其说这是姜文对商业类型片和人物塑造类型化规律的“妥协”，毋宁说姜文一如既往的高强度、高纯度、充分戏剧化的美学思维，与商业电影的类型化规律达成了某种暗合。暗合的结果便是，既没有降低影片的美学成色，又成就了影片不俗的观赏性。若论及《让子弹飞》对于国产电影的借鉴意义，我以为便在这里。

台词的戏谑风，也是影片狂放气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反讽的，粗鄙的，戏拟的，滑稽的，荒诞的，仪式化的……《让子弹飞》里的人物，操持着风格混杂、形态驳杂的语言，尽其所能挑衅着观众的感官神经。从结果上看，这种方法卓有成效。两个多小时，影院里充斥着连绵不绝的笑声。发笑的人们，大多是因为故事情境和人物性格的戏谑化效果而笑（比如张麻子和县长夫人床头的一段对话，比如几个“身怀绝技”的兄弟对大哥张麻子的那番表白），而并不是单单因为“搞笑”的台词本身。这比起时下一溜国产电影通过“山寨”、“恶搞”或抖类小品式包袱等种种方法制造廉价的笑料和噱头来说，是风格的差异，更是境界的分野。

就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视听媒介呈现生活幻觉、制造影像奇观的本性来看，输出快感的追求无可厚非。尤其在中国，当电影也习惯性地被当作理应“不朽”、功在“经国”的“文章”来经营的时候，我们特别渴念这样一种景象——轻盈释放了沉重，率性化解了匠气，淋漓酣畅的快感替代了忸怩作态的思考。这便是《让子弹飞》尤为可贵的气质，它从或陈腐或伪先锋的桎梏中以放浪不羁的姿态突围而出，用不竭的想象和不屈不挠的创新，为中国的电影叙事敞开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尝试谈不上尽善尽美，但蕴藏着蠢蠢欲动、令人欣喜的生力，也让人觉出了饱满的诚意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