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疯狂”，一样的宁浩，一样的黑色幽默和草根情结；“石头”置换成了“赛车”，破败的罗汉寺变成了人潮汹涌的豪华赛道，地道的小成本“升级”成了准高投资大制作——简言之，这就是比对两部“疯狂”之作的直观印象。作为中国本土语境下一种特立独行的电影类别，宁浩电影中超常规的复合型叙事结构、荒诞／变形化的人物处理以及射发出来的一股迷离颓败的都市气质，给观众带来的惊喜和感官冲击依然在延续。而“赛车”之于“石头”的高相似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说这是导演意向明确的续貂之作，不如将其视为在资本市场强力规约下电影（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类型摹拟和“机械复制”——毕竟，小成本的《疯狂的石头》有票房飙红、震撼影坛的“前科”。

《疯狂的赛车》裹缠着多线人物，投入了故事叙述的漩涡之中。随着若干个故事交错一体，不同故事中角色的人生都被横刀拦截搅和在一起，像是一道逼近无解的数学难题，将观众的情绪和期待不断推向高潮。然而，就在那些忍俊不禁的疯狂笑料不断被抖搂出来的过程中，各路人物的境遇也不知不觉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巧合碰撞——那些轻而易举的环环相扣，那些挥洒自如的机缘巧合，在剧情紧凑合理的推进下逐渐显露，举重若轻间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缠绕一团的死结。

相对中国电影常见的个体创作方式而言，超常规的庞大编剧阵容（署名编剧居然多达8人），为这部电影赋予了超常规的叙事智慧和“技术”含量。影片交错贯穿着六条线索——一心想安葬师父的倒霉赛车手、一对想发财娶媳妇的“职业”杀手兼笨贼、一个杀人越货的泰国毒贩、来内地进行贩毒交易的台湾黑帮四人组、一个想买凶杀妻的奸商和他的富婆老婆、两个整天想破大案却无所事事的警察。影片中一切元素都在为上述六条线索的合理交错服务，几乎每一分钟都是情节之网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致使影片节奏之快，完全成为了对观众智商和反应能力的极限挑战。难能可贵的是，在高强度情节的密集轰炸下，《疯狂的赛车》在剧情上并没有留给我们多少难以索解的迷惑；盘根错节的六条线索，既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又最终在错落交合的部位得到了合理清晰的交代。编剧导演们讲故事的煞费苦心和功力之不俗，此处可窥见一斑。

就人物行为动机而言，《疯狂的石头》是一个多线索的“夺宝”故事，几路主人公的目的同是为了一枚宝石，故事的错综交锋自在情理之中。《疯狂的赛车》则不同，几路人马来历不同且动机各异：银牌赛车手为了尽孝，奸商李法拉为了赚黑心钱，乌龙黑帮为了收货，哼哈二将“杀手”为了赚钱回家娶媳妇，糊涂警察为了破案，卖墓地的商人为了拉拢生意……不同社会阶层和角色的人物之间，引发了一连串靠误会和偶然勾连的离奇故事，展开了令人啼笑皆非却又合情合理的暗斗明争。

《疯狂的赛车》中，除了倒霉的赛车手耿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型主人公——奸商李法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场那段戏，通过李法拉的贯穿，多条重要线索完成了奇妙的织连，使影片中重要人物几乎悉数登场。奸商李法拉本身便是买凶杀妻者，所以他串联“杀手二人组”就代表了一条线索；而赛车手则代表了为师父出殡的这条线索，于是当赛车手不得已找卖假药的奸商讨要索赔时，这两条线索就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奸商买凶不成，杀手兄弟却错把泰国毒贩抓了起来，这样一来，又串联出台湾贩毒黑帮四人组的另一条线索。纵观全片，正是牵扯多条叙事线头的线索型主人公，对影片多线叙事的完整和流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一些影评人所说，《疯狂的赛车》是继《疯狂的石头》之后又一次对英国导演盖•里奇的致敬。即便如此，能够将多线叙事演绎得如此精妙的中国导演，恐怕也只有宁浩一人。注重讲故事的智慧，用智慧讲故事，讲智慧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宁浩的个人才华，更是该团队对待电影创作的真诚和用心。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里谈到写作银幕人物的三个诀窍，其中有一条是“热爱你的所有人物”。显而易见，对宁浩电影中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哪怕是过场的配角），编剧都投入了无偏见的创作热忱，而且没有“失去自己清醒的头脑”。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两部影片，充斥着各种奇形怪状、尽显癫狂的小人物：不同的习性、背景、职业和欲望，将富有层次感和不加矫饰的草根情结展现得淋漓尽致。憨、傻、愚、笨、认死理、死乞白赖、卑微、阴鸷、险恶、凶残……各种性格符号被强化和变形处理之后，每一个戏中的“疯狂”的人物，都附着了跃然银幕、令人过目不忘的符号化魅力。在紧凑剧情的推动下，草根小人物们带着各自的故事一头栽进欲望凶猛的城市，为自己或大或小、或琐屑或阴险的目标颠沛流离、你争我夺，狭路相逢中各显神通，最终又在火花四溅的“疯狂”表演中一切归于平静——善良本分的自有善果，凶残邪恶的难逃恶报。

其貌不扬、举止猥琐的赛车手耿浩，是《疯狂的赛车》的一号主人公。“银牌车手”的光环，与其他凄惨不堪而又荒诞不经的境遇相互映衬。与师父之间的至深情谊，促使他卷入一团始料未及的灾难中，欲罢不能。面对冤屈的命运，耿浩似乎并未作出正面反抗。作为一介“无产”的城市草民，他几乎丧失掉了权利追讨的意识与动力；在这个层面上，耿浩这一角色所折射出的小人物的悲哀无助以及在荒诞际遇前的无所适从，使得影片对于底层人物命运的探讨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当然，深谙商业电影规律的宁浩，不会违背主流商业片的价值导向定律。影片结尾，耿浩烧了一大把货真价实的美钞送师父入土为安，而且在仓皇逃窜之际夺取了梦寐以求的赛车冠军。这悲喜交加的黑色幽默式结局，多少给倒霉蛋耿浩可怜而又可悲的人生添加了一页聊以自慰的温情的注脚。

李法拉，一个卖假药、杀老婆、骗钱的典型无良奸商，屡次逃过正义惩罚之后的暴毙，也充满着宿命的意味。恶有恶报的李法拉，并非了结在警察或某个正义英雄手下，而是葬身于隧道中某件神秘的硬物。这把致李法拉于死命的利器，是导演因果善恶报应观的代言——冥冥中有一种神启的力量，对人世做着公平公义的裁夺。两个操着西北口音的“姐夫”和“妹夫”，从杀手改行做贼，又改行做毒贩，看似笨拙，懂的道理却比谁都多：“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胆量，哪有产量”，“干一行，爱一行”，还满口顺口溜差不多赶上考研族。这两个活宝似的小人物，为了挣钱娶媳妇这样朴素的愿望，陷入一场又一场失控的闹剧，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外乞求卑微的利益，滑稽荒唐的行为背后，也时常流淌出些许无奈和悲凉。和《疯狂的石头》一样，在《疯狂的赛车》中，女性再次充当着次要却不可或缺的角色：“五星级酒店”注重保护客人“secret”的女招待；被丈夫买凶杀害、“反戈一击”的胖阔太；还有一直站在墓地商人背后被狠狠恶搞“潜规则”的小陆……她们不光光是串联故事的线索，其弱势、被动的生存状态更像一面哈哈镜，折射出的是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所充斥的荒诞和“疯狂”。

从“石头”到“赛车”，宁浩的“疯狂”系列让我们体验了冯氏幽默、星爷“无厘头”之外中国电影的第三类经典喜剧类型电影。宁浩在影片中用他连珠炮似的黑色幽默桥段告诉人们：喜剧电影，不是小品包袱的零散拼接，不是两个人面对面开始轮番耍嘴皮抖段子，而是一部有完整叙事意义、寄寓着人文情怀的“完整”的电影。无论是《疯狂的石头》还是《疯狂的赛车》，透过银幕上MTV式快节奏、别致考究的现代镜语，也透过戏中人的癫狂举动，在感官愉悦的背后，我们还体味到了底层草根人物的信念和尊严、温情和道义，触摸到了社会边缘人在社会动荡、命运离难前的无助和艰辛。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浩电影一方面以其独到的幽默和变形手法，丰富了对各色人等的人性剖析，从而决绝否弃了善恶二元论的陈旧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尽管影片中的人物常处于道德评判的模糊地带（老实人往往一幅臭脾气、一身坏毛病，大盗大贼常常傻得可怜、憨得可爱），但归根结底，影片主调又会统一到大众认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上来——简言之，即善良无辜者必得体恤，作奸犯科、十恶不赦者则必无善终。叙事角度尽可能新颖和“陌生化”，但剧情和人物命运的解决方式切不可悖逆大众的本能情感期待，应该说，这是主流商业电影（不包括某些特定的商业类型电影）须遵循的一条常识。宁浩“疯狂”系列影片之所以在中国广受追捧，不仅依托于编导的才华，也部分归结于对“常识”的倚重——在某种意义上，返归常识，恰恰也正是中国商业电影从荒芜走向繁盛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