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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感动自己

在我的“触电”生涯里，有一种类型的节目占据着相当特殊的位置——它们也许很“糙”，“正”，很没有艺术的灵动感和创造性（甚至与艺术毫无瓜葛），但它们给予我的欣慰和“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它们让我经常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和感动：作为一名平庸的专以“务虚”为己任的文字从业者，终于，也能够诉诸“坐实”的方式为身在都市或村野、经受迷惘和艰难的大众尽到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我所说的“类型”，便是艾滋病宣传和防治节目。原谅我没有办法准确表述我面对这一类题材时的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就像两年前的夏天，我在四川乐山岷江边与一位共用针具吸毒HIV感染者对话时的情景——从当时的相片上来看，面对摄像机镜头，我似乎正投入一场尴尬的沉默。这样的沉默，完全不需要言语和思想的慰藉。

那个孩子是《绿色的希望》里的主角之一。十八岁，他和我班里的孩子们一样，正值灿烂无边的青春年少。他的父亲早逝，家里有一位慈祥得令人心疼的妈妈。由于长期吸毒，这个孩子很早就被周围的邻居孤立起来。当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死死隐瞒着这个孩子感染HIV的事实，他们只能这么做。而谁都知道：这样的秘密，当然没有可能永久瞒下去。他长发飘飘，走路的姿势像极了以前我在邵阳红旗路或长沙解放路常见的“街痞”和“混混”，他经常为了获取吸食毒品的钱在乐山的大街上诓骗行人的钱物，他像家常便饭一样地数十次进出于强制戒毒所。然而这一切，仍然不足以剥夺他生命的权力，不足以换回一张死亡列车的坐席。交流的时候，他时常流露出孩子般澄澈的目光。他十分卖力地配合着我们的要求，在镜头面前一遍遍重复着简单的动作。他的床头摆着一本自考教材《法律基础》，一个月前，他开始自学法律。除了每天按时去服用替代治疗药品美砂酮，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在那间阴冷狭窄的小屋，和慈祥的母亲静静地坐着，等待不知所终的明天。

这些年，为疾病控制中心撰写过一组内参资料片，专门放映给全国基层领导干部观看。很大意义上，这些掌握着行政资源的人物决定或制约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进程。希望河南的覆辙不要在中国重蹈，更希望看到这些短片的“干部”们不再为了维护所谓“政绩”，去愚蠢地编造万劫不复的谎言。记不得在哪个片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句台词——“与这种疾病的抗争，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更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真正的奇迹，必须用爱、承诺和信念来完成。”

感谢中国疾控中心的朋友对我近乎执拗的信任。我是幸运的。并不是每个文字和影像工作者都有这样的机遇，能如此直接地见证生命的创痛和死亡，能用你编织的词语和画面，去改变一个沉浮于苦难渊薮的庞大人群面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每次来到安贞里，途经木偶剧院步入疾控中心那座深灰色并不起眼的楼房，每次和景军、李楯、濮存昕这些艾滋防治的象征性人物交往，往往意味着又一项“沉重”的任务已经到来。那些时候，我的心情和脚步反而变得格外轻松。迄今为止，这也许是我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事业。我一直提醒自己，也告诫我的学生们：在一个只有韩剧《蓝色生死恋》和《知音》杂志才能唤来泪水的时代，我们需要适度的精神洁癖，去找寻更多让自己感动的理由。

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