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最初“恐慌”的日子里，当身边的同学把方便面一箱箱扛进宿舍准备打持久“封闭战”的关口，连口罩也不戴的我，却一天到晚在窗外令人惊惧的空气中乐此不疲地奔波。面对周围的博士生朋友闪烁不定的警惕目光，我一次又一次态度虔诚地向他们承诺：大家放心，我一天早中晚量三次体温，只要超过三十七度，就立马去医院自首。

   当北京的确诊人数每天停留在两百上下的那几天，和校医院比邻而居的我，总莫名地幻想自己走进那间“发热门诊”自首的情形。然而，我的幻想落空了，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那一段时间，我保持着忙碌的姿态，脸色看起来显得忧心忡忡。团委的紧急会议一天最多时达到了三个，手机被“勒令”二十四小时开机……我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乱和紧张之中，有一些不知所措，也感觉有一些迷惘。说实话，那时看上去终日奔忙不息的我，并不清楚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究竟能够做一些什么；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集体的力量，我那时实在谈不上有多么确切的把握。唯一清楚的事情便是，我们这一帮人至少不属于北大“醉侠”孔庆东划归的“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之类；说到底，我们毕竟愿意努力，而且“一直在努力”。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颇为“严峻”的事实：大运村的同学在这个集体中占据大半壁江山，校门一闭，从此咫尺天涯，徒呼相思奈何。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副主席龚波、《北师大研究生》主编李军晶在东门口不下十次的“接头”的情形：在警卫们明察秋毫的高度戒备下，我们分立铁栅栏的两端，交换一个彼此信任的眼神，大手用力地一握，将材料迅速地一递一接，互道一声珍重，尔后又将大口罩一提掩面匆匆而去——这些举止，这种氛围，似乎隐隐约约笼罩着一丝慷慨的气息；那一瞬间，我甚至催醒了以前只有在书本中才接触过的那些遥远年代里神圣的记忆。

就像在我在《何必等候炬火》一文中所写，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这一场裹挟全中国的危机的到来，让我们，让我们这些新世纪的青年拥有了与八十几年前的“新青年”实现某种精神对接的可能，让我们在一场匆匆上演的历史正剧中看清自己来时的道路，也更清醒地指认我们这一辈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一定有人告诉我，这是道貌岸然的说辞，与其说是一种经验，毋宁说来自于我的联想。而我愿意展开这一类的联想，这种联想伴随着那些独特的情景和经历，一定会驻留于我们的记忆之中，长久不会漫漶。

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完全是历史的一场偶然。但岁月往往向我们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由“偶然”的片段串联而成的“必然”，往往构成了我们所寓居的现实世界，也指引着我们的未来和梦想。如果您“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时，也不妨顺手翻一翻，这朴素的扉页之间，活跃着一群百年师大的“知识青年”刻在一个非典型时代深处的面影，记载了他们行走的足迹，也留存着他们的思索和他们的声音——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微不足道；也许，他们的呼声明天就会被庸碌依然的生活掩埋。然而我要说的是，他们毕竟经历了，努力了，付出过了，他们无愧于心。这扑面而来的文字和鲜活的记忆告诉我们：对他们这一群年轻的“智识者”来说，除了自身，他们还关注着“他者”和社会；除了学识，他们还憧憬着信念与道德；除了享有权益，他们还愿意履行义务，并有所承担。

今天是“六一”，在这个早已陌生的节日，远远望着飘在西操场上空的风筝，让我突然生发出孩子般的欣喜。窗外流贯着绚烂的阳光，早已驱散了我心头的忙乱、惶惑和忧虑。此刻，我反复提醒自己——记住这本小册子中出现的那许多亲切的姓名，记住这一段难能可贵的回忆，记住那恐慌中的镇定、放逐中的坚守、溃散中的执著。我也深深知道：是从一个集体内部迸发出来的力量，才如此生动；是一个集体的信念和精神，才如此震撼人心。

此刻，我要用满怀激动的心情和语气告诉这个集体当中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洋溢在彼此心头的阳光，已足以刺透一切阴霾，承载所有的遐想和希望。因此，我们要感激这一场忽如其来的灾难，感谢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它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宽广、沉着和坚定，也让我们同声相应、彼此信任、不能分离。

 2003年6月1日于北师大二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