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译2008.9.5（转自sohu博客“速读时代”）

   今天不打算做作业了，说几句与翻译有关的话。

   最近两周在做一份有关中国翻译图书市场的调查，搜集到了很多数据，包括在线图书销售排行版、译作、译者信息、学术论文等。整体而言，中国国内翻译图书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比较繁荣的阶段，但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译作质量不高，粗制滥造的现象严重。

   看到学者和各界人士批评当今译者缺乏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的时候，不禁有点儿为他们摇旗呐喊的激情，不禁对这些“大多数”译者们愤愤然。但反过来一想，自己不正是这被批评的“大多数”吗？虽然本人对待作品的态度自问还不至于肆意“强奸”，但扪心时还真不敢说自己的译作能够杜绝被读者臭骂的可能性。作为译者，交稿时如何地被编辑催稿，甚至“不问原作内容，只要译文通顺”的要求等等，真的觉得进退两难。

   更不用说低廉到堪比农民工工资的译费，1个月完工的生死大限，编辑不讲翻译规律、只讲高速的那种掌控一切的断然，作为译者，能够控制的东西太少了。出来的作品哪一本不是在匆忙中挥就的呢？要说高质量的书，我以为，不只是翻译图书市场少而又少，相信国内普通图书市场也应不少见。版权编辑要是能多一点儿传统知识分子的“较真儿”和顽固，或许作品的质量定会相应提高很多。出版行业内的浮躁之气究竟是何状况？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我不敢断言，但做了两次译者之后，我想，即便是最博学的学者，面对着编辑“一个月交稿”、**元/千字的苛刻条款，应该也会失去气定神闲、才思如泉的那种功力了吧？

   由此还想说说中国的学术。虽说现在中国老说已经是什么“知识经济”时代，乍一听去，似乎知识被奉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而备受尊重。其实不然。和译者一样，国内随便被冠以“学者”头衔的人的确比过去多多了，随便一个高校，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都不在少数，但是，“教授就是学者吗”？这是我读研时候的老师费小平老师曾在课堂上提过的一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不敢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教授多、学者少？为什么译者多、译家少？——体制问题。现在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着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高产量”，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出栏率”一年比一年高，学费一年比一年贵，而整体质量或许正变得一年比一年差（是不是我的夸大？抑或我真的有失偏颇？）。

   这种教育体制的终极目标其实还是钱的问题——“知识经济”嘛！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教育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难道大学教师是伪劣“教育产品”的制造者吗？就像译者是低质量译作的制造者一样？

   现在翻译界总是在说以前的译家的作品质量如何上乘，如何精益求精，如何经久不衰，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对比一下这些年来译费的变化。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傅雷那一代译家每千字的译费相当于30元人民币，那时的工资水平是多高？我听说我爹这样的高中老师当时的工资也就一个月5元多，是一千字译文的六分之一，当时要养活一家子老小。而傅雷当时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他靠翻译养活全家四口人、请保姆、给傅聪买钢琴请钢琴老师，虽然没有富余，但还是绰绰有余。时至21世纪的今天呢，译费是60元/千字，如今高中教师的工资是1200左右（我三姐——同样是唐河的普通高中教师——的工资），译费是工资的二十分之一。按照这个水准，如今的译者只要做出相当于傅雷译文的一百分之一的水准，就算对得起这60元的译费了。

   话虽如此，并非要故意降低译文质量以求心理平衡，而是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点结论：译费之低决定了译文质量之差。并非所有译者都不敬业、不够格，而是被这样的译费逼出来的。按照这个译费标准，一个译者要做16万以上的译文才能拿到接近1万元，而这需要一个专业译者至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是按照那种“粗制烂造”的速度才能完成的。而两个月的埋头苦译，还不够买一个平方的房子，甚至只能付得起4个月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除了大量粗制滥造外，还能怎样？

  以一斑而窥全豹，这笔帐真的只算糊涂帐吗？这真的是本人的牢骚吗？呵呵...

  好在这里的读者寥寥，此种不良情绪不会“传染”许多人——就算是个小小的牢骚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