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们撑起同一片蓝天，大概是一种奢望。风霜雨雪，总会搅得有些地方的天不蓝。最近在广州高校“巡演”的“富二代校园征婚”，穷孩子便连想也不敢想。不要说订婚结婚的花费，就是给那些鞍前马后助演者的赏赐，也拿不起。让穷孩子和富孩子享有同样的蓝天，大概办不到了。

富二代的这种行为，多少有些效仿富一代的影子。近些年富豪到大学征婚的消息，时常出现于媒体，他们喊出的，“我们只要校花”，刺激得满世界惊愕。这种用金钱赎买爱情的作法，自然也会在富二代的潜意思里打下烙印。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到校园征婚。子承父业的结果，便是把校园征婚，打造成了一种时尚。

这种时尚，便是把这种征婚方式罩上了“炫”和“酷”的光环。衣锦夜行，已成土老帽式的生活。把肉埋在碗里吃，成了庄稼院思想。于是中国社会便进入到了“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富二代们进校园征婚校花，也就不仅不让人感到恶心，反而成了“炫”和“酷”。很有点皇帝选妃的味道。声势虽略弱，手段却先进。

富孩子讲“炫”，耍“酷”，穷孩子没有富爸爸，也要改变命运。办法，就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打工。然而打工路上的艰险，却在时时威胁他们。10月21日，重庆秀山洪安镇12名中小学生，就为了1小时约挣1元，起早贪黑，到当地一家做花炮的“黑作坊”打工，结果发生连环爆炸，这些孩子被送上了不归路。

这些孩子都是美称为“留守儿童”的。实际上也就是些没有父母呵护，缺少家庭关爱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在瞬间的灾难中，连看父母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便远去了。真也让人悲哀得窒息，痛心得绝望。

对这些孩子的惨剧，无论做出几条总结，终究还要落实到一个“穷”这个字上。倘若不穷，这些孩子的父母，也就不能像百年前的山西人一样，用走西口的方法讨生活。包产到户没能让他们致富，辛勤劳动也没能让他们致富，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一身力气，远走他乡，为人打工以维持生存。结果便出现了无数的“留守儿童”。

专家学者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理论，注释了这种现状的合理性。厉以宁更几乎是带着成功的喜悦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而在这话的后面，似乎隐含着一种不好言说的狰狞和狡黠。

花季的留守儿童在这种不好言说的狰狞和狡黠中，走向了昏惨惨的天路。然而，富孩子却在政府百般呵护中，顶花带刺地成长。据说，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目光从富一代身上，转移到了富二代身上。提出了，培训富二代的计划。很多教育机构也开始了对富二代的亲近，把他们作为未来的艺术家、潜在的收藏家培养培养。唯恐他们成为纨绔子弟，败坏了富一代的家业。

追求富裕，人之天性。但作为一级政府，却嫌贫爱富，把培养富二代作为党建工作的一部分，不知这样的党建，花谁的钱，为谁建党？只想为富孩子锦上添花，却不管穷孩子的死活，这样的心眼大概有点太偏。都是孩子，都生活在一片蓝天下，一面享受着风调雨顺的关照，一面是风霜雨雪的摧残，这种人为的气候摆布，如果也算一种特色的话，有点让人心寒。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3日报道，11月8日晚，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5班学生李金川在学校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年仅19岁。正当人们对他的离去充满疑惑时，一封遗书的出现瞬时激起千层浪。李金川在遗书的第一页写道：“看看这所学校成什么样子了，她似乎只有两种功能：一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当地强势阶层家庭子女的御用学校。”

也许对这样的现实，有关部门能拿出一百条理由反驳，对那具遗体也难正视一眼。但历史终究不属于那个人，也不属于那个团体。和谐的阳光，应当普惠于民。和谐的社会，大概也不应当用厉以宁拉大贫富差距的办法建立。尤其对孩子，差距可能是必有，但不能人为制造，更不该扩大化。穷孩子也是孩子，贫穷不是他们的错，贫穷也不会永远属于他们。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鲁迅《灯下漫笔》的这句话，固然不是写给现代人的。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声音，也已随着社会前行衰微了。但当今社会中穷孩子和富孩子间的差距，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应当刺醒一下有些人的神经。

都是孩子，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一片同样蓝的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