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农民工过年的希望，就是用自己打工挣的血汗钱，为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带回一些过年的必需品。

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农民工承受一年的磨难，就是为了这点希望。但是他们的希望常常会落空。无论老板或美称为“民营企业家”的，都会以通过不给或者少给工人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于是农民也便只能爬上楼顶、桥头，以健康、坐牢、甚至生命为代价，讨薪。

理论家们把这种讨薪方式定性为“极端方式”。他们以为农民工没知识，短心眼，不会用温和的方式讨薪。但是，农民工知道，法律是公平的，但是法律要通过人来执行，才能发生效力。而人却不一定公平。

通过职能机关讨薪，固然也温和。但杭州风格服饰那个姓粟的那位老板说：“我告诉你，老子有钱，花10万块剁你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这话不仅令人心寒，也值得人深思。深圳一男子所以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牌子扛走了，就是因为温和讨薪却得不到公正处理。

农民工不缺心眼，他们不仅有勤劳的双手，还有智慧的头脑，试看一下，在所有的高科技行业，都有他们的劳动身影。据说，电信是高科技实验场。但那里的设备修理，电路敷设，设备调试，都是由他们完成的。只会说，不会干的，是那些企业领导。农民工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不等于他们就是法盲。江湖中多年的摸爬滚打，甚至把他们中的有些人逼成了律师。

“极端方式”固然有伤社会风化，但也是无奈中的一条讨薪路。张海超“开胸验肺”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走投无路下的无助之举。但凡有点能耐，谁能用这样的方式，验证职业病。通钢的职工，如果能找到一条好的路，也不至于万人聚集，甚至活活打死了一名空降总经理。

温和的讨薪路，需要时间慢慢走。而时间就是金钱，却恰恰是说给农民工的。他们与老板或“民营企业家”耗不起。温和的讨薪，即使赢了官司，按正当程序也得被拖欠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后，才能兑现欠薪。年关将近，老的哭小的叫，农民工等钱用啊。

不要总用“极端方式”羞辱讨薪者，久居黑暗中的灵魂，难免对光明有极端和偏执的渴望。起早贪黑干了一年，最后一分钱没拿到，两手攥空拳回家的滋味，凭谁设身处地，也要有点“极端”。

经济学家厉以宁已经用自己的理论，给了少数人足够的克扣工资的理由和胆量了：“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农民工再不极端一点，连气也不敢喘了。

年关将近，农民工也想喘口匀溜气，迈过年关这道坎，可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便捷、快速、温和的讨薪路呢？又是谁非要把他们赶上讨薪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