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一家化工厂，排放出的含苯废气和废水，导致那里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和村民出现头痛和恶心等症状。无奈的村民，便只能用这种方式，乞求工厂想点办法，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活下去。

下跪，是一种渊源古老的中国礼节。他以身躯的矮化，表达了一种等级的尊卑，人格的高低。以至在千年的官场中，跪出了一种奴性人格，猥琐心态。因此在清朝末年，随着民情鼎沸，而被废止。民国政府更是用法律的形式，禁跪。

但是，山西临汾的那个村的村民还是跪下了。尽管这种方式有失骨气，有失尊严，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低头跪工厂。但是尊严不能顶饭吃，骨气也不顶钱花。居家过日子的村民，只能想居家过日子的事。为了自己还能在这块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继续过日子；为了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河净水，一口能咽得下的空气，他们选择了下跪。

有尊严的解决办法，当然有。法律的手段，便是其一。但是，打官司需要钱。花钱多少，虽然比较机密，但据说，令许多小企业家也头疼。以农民的财力，与一个企业抗衡，即使赢得官司，未来的生计也难过。何况这类官司，法院能不能受理。即使受理了，时间的漫长也不是季节性生产的农民，所能挨的。时间一长，化工厂继续排放污水废气，大概这官司也就没人打了。

比较简洁又省钱的办法，就是上访，求得上级政府部门的帮助。但是这家化工厂的建立，本就是上级批准的产物。没有一个投资者，敢于自己随便圈地建厂的。村民们并不是不懂得上访，也正是在他们多次上访后，才有了当地政府建议该厂关停的决定。然而该厂对这些建议，却是充耳不闻，不予落实。其间的内幕，似乎深深。大概正是感到了这种无奈，村民才集体下跪。然而下跪三天，该厂相关负责人依旧闭门不见，厂内运作照常。

上访的作用有限，还表现在2007年5月26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参加的检查组到安徽蚌埠鲍家沟时，当地村民集体向检查组下跪，请求检查组督促地方政府，还他们一条清澈的河水。那是在他们投诉有门，污染照旧，极度失望之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农民见不到皇帝，没有锻炼膝盖弯曲的机会，因此便把下跪看成是一种“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的重大礼节。但凡能有点办法，也不会为了一河净水，使用这样的大礼。

倘若这样的大礼依旧不行，也就只能站起来，挺直腰版抗争了。然而这样一种内蕴暴力的方式，却是农民所不愿意使用的。中国农民的品德，历来为世界所称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朴实，最能吃苦耐劳，也最能忍辱负重的群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做出冲动之举的。何况冲动的魔鬼，最后总是扼杀农民。

下跪，显然为现代文明所不容，更为道德高尚者所不齿。但是临汾的村民，还是跪下了。他们不是没有尊严，不是不知道人格，不是不会思考的一群。但是，在权衡利弊后，别无选择，也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求取有关部门，能给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留下一河净水，一口能咽得下的空气。面对着村民的这种别无选择，却不知道当地的官员，当做何想？

农民跪下了，那是因为无奈。据说有的商家提倡“跪式服务”，那是因为顾客是上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也曾在1970年跪下过。那是面对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作出的谢罪之举。山西临汾那个村的村民不是上帝，无需享用“跪式服务”。临汾那里的官员，也不曾有过愧对村民的地方，大概即使有，也无需谢罪吧。

谢罪与否，不在临汾村民的考虑之列。他们只想用这种方式，迫使那家化工厂停产。而这样的目的，达到了。那是因为他们集体下跪的照片，出现在了媒体上，震惊了在北京开会的市委书记。在他的电话指示下，代市长迅速果断作出批示下，停产的。倘若那照片不出现在媒体上，化工厂的停产，不一定会迅速果断吧。

化工厂的停产。似乎并不是因为村民集体下跪的感动。其间的过程，有些艰辛。但他们最终赢来了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喝一口干净一点水的权利，却也值得庆幸。体味一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被问及绿色GDP何以不公布时说的一段话，就明白这种感情了：“这个阻力不能说来自于统计局，或地方政府和企业，总之现在就是还没有公布。”

权力尚且如此，村民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