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自然不可能成为无业游民，因为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还有教授的收入。但是富不过三代，何况天也还有不测之风云。因此假设一下他成为无业游民，不过是一种换位思考，并不含有真实的成分，更不含有羞辱的内容。

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他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后，尽管警方仅用了10天便神速破案了，他也还是对广州的治安状况不满。于是便提出了“恢复收容无业游民”的建议。先前的时候，大概他也能了解一些广州的治安状况，但是了解毕竟不等同于体验。这回有了体验，便提出了“恢复收容无业游民”的建议。

钟南山的建议，自然不会等同于平民的建议。倘若是平民的建议，也就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了。钟南山曾经在非典时期以其智慧和勇气，挺身而出于危难时刻，赢得了人民的敬重，树立了德高望重的形象。至今人民对他那个时候的作为，还念念不忘，甚或感激涕零。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价吧，他的目光所及，所思所想，便开始了高瞻远瞩，而不再眼睛向下了。于是他所提出的建议，也便只想到了电脑的安全，而忘记了“无业游民”的感受。

所谓“同类相从，同气相求。”人以群分的结果，必然会出现思考问题的不同，利害相关的差异。钟南山作为高贵者一族，提出“恢复收容无业游民”，似乎天然有理。倘若他说“杀富济贫”，便有些令人诧异了。因此，将其换位成无业游民，大概感受后的结果，也一定会对“恢复收容无业游民”感到不解和愤怒。因为既没有犯法，又没有作乱，就因为自己失业呈游民状态，便被收容，限制了自由，凭谁切身感受，也有些委屈。

何况解决社会治安的方法很多，“恢复收容无业游民”似乎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当年实行收容政策时，广州的治安也并没有因此而安全，只不过那时钟南山的手提电脑没有被抢，自然没有多少体会罢了。至于因为收容权力的滥用，导致将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收容，并殴打致死，似乎也引不起钟南山的关注，因为那时他的工作实在太忙。这次之所以能挤出一点时间关注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因为自己电脑被抢的缘故吧。

倘若钟南山的房屋被强制拆迁，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出反对的建议；当然倘若遭遇矿难，大概就没有机会了。前些日子北京传出一条消息说，一家6口在前门观旗宾馆楼顶欲跳下，在与警察僵持13小时后被全部劝下，带回吉林调查。与那同时期的相关消息还有《长春10名村民不满土地问题到北京跳楼》，《夫妻因无力挽救患重病孩子投湖自杀》。不知道这些消息与广州的治安相比较，孰轻孰重。但是由于钟南山不可能亲历，大概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建议，也便不会纳入议事日程吧。

人大概都希望安宁幸福。但是穷人的安宁幸福，只不过是一份能够谋生的工作，倘如这一点都达不到，大概也就只能铤而走险了，因为他们不仅仅会自杀。富人的安宁幸福，穷人当然难于想见。但厌恶贫穷，唾弃穷人，却为穷人所痛感。君不见，驱赶乞讨者，“收容无业游民”，甚至“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于是穷人跳楼、投水，自生自灭的事件，也便屡屡出现。

钟南山自然也有安宁幸福的需求，但因此便做出“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的判断，便有些为了自己的安宁幸福，而蔑视贫民尊严的嫌疑了。人本来生而平等，所谓人权，大概也是为了体现人的生而平等权，而不是富人的自由权。为了富人的安宁幸福，而把穷人贬低为行将犯罪的一群，进而收容，便有些舍富人其谁也了。让钟南山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希望他也能想到，穷人并不是天生犯罪的一群。倘若能给他们一点生存的机会，让他们也享受到一点医疗、教育、就业的保障，大概也就不存在“无业”，更不会有“游民”了。收容，似乎也就成为了多余。

现在老百姓，在一个叫“特色”，一个叫“接轨”的词汇交替使用中，显得很迷茫。当然，这本身也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吧。但不知道这次的“恢复收容无业游民”与先前的“取消收容无业游民”，有着怎样的辩证关系，属于哪个词汇管理范畴。但是钟南山下面的一段话，却让人在不好理解中，似乎品味到了一种肃杀：“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些跳楼者和投湖自杀者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些能把这些人逼到楼上，水中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可能抢钟南山电脑的人是坏人，但因此便要将那些无辜的无业游民收容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为了富人的安乐幸福，动则就要严刑峻法收拾穷人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以蔑视他人的尊严，牺牲别人自由，甚至连跳楼、投水的机会都不给，而换得自己安宁幸福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

当然，钟南山这次关于“恢复收容无业游民”的建议，也可能是出自一种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忧患意思而提出的。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倘如钟南山也能换位思考一下，大概对这句话，也许会有新的感悟吧。甚至“恢复收容无业游民”的建议，也不会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