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词格律，音韵学一类，我实在所知不多。因为先前教授我这方面知识的老师，便有很多迷茫，搞得我也便提不起精神。后来他病故，再读别人这方面的书籍，却因为玄言考据繁盛，也便放弃了。又感到语言本就是为了表意，自己又不搞语言学研究，所以也便局限在努力把普通话说明白上了。

周王朝那时候没有普通话，但肯定有官话，因为倘不如此，朝廷议事各以方言交流，岂不成了蛙声一片。孔子居杏坛时，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大概也来自全国各地。倘若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讲课，大概也都会面面相觑。春秋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国风”，是十五个地方的乐歌，大概唱起来，也是互相听不懂的。

文字把十五国风记录到了《诗经》中，不等于也记录了他的语音。因此，今天音韵学研究《诗经》的读音，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推断，却一定不是当时的发音。孔子当时说话什么味道，他用什么味道的语言讲课，大概今天无论怎样的科学家，也不会弄明白。有人说隋陆法言著的《切韵》，反映了当时汉语言实际。但是，这个汉语言的实际，究竟是河南、河北、山东还是别地方的实际，却也疑存于历史。

《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它是按照四声归韵的。很显然，不要说当时，即使今天，四声也囊括不了汉语言的全部发音。实质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隋王朝建立，历史已经走过了八百多年。《切韵》的四声，不是中国语言的全部记录，那是一定的。因此它的诞生，像现代的普通话一样，是一种人为规范的语言，大概也不为过。

然而，《切韵》的完成，却为科举的判卷，奠定了基础。唐朝科举的“试帖诗”，是格律要求极严的五律诗。而七律，到了武則天时代，也开始进入了科举。律诗的严格，在于只许使用同一个韵中的字。因此，唐开元年间，皇帝便钦定了《礼部韵略》。那大概也是为了有利于考试判卷吧。然而到了宋朝，竟然先后出现了《广韵》、《集韵》、《平水韵》，但是这些韵，却与律诗的初始韵律要求，相差远矣。因此倘如唐朝的人，看到宋朝的律诗，非气晕了不可。

明清以降，诗人所沿用的平水韵，是元初阴时夫根据宋朝的《平水韵》，重新修订的《韵府群玉》。后人通其称为平水韵，或曰阴韵。此后尽管又出现了《洪武正韵》、《佩文韵府》，诗人却大多以平水韵为正宗，而不愿意使用其他韵书。我之所以很少写律诗，大抵就因为既然名为律诗，就应当遵循律诗的初始规定，倘若总是与时俱进，脱离了律诗的初始韵律要求，便不应当以律诗为名了。

但是诗韵的这种变化，却也说明，凡事不可过于拘泥。语言是流变的，韵书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大概也是适应语言流变的要求吧。也正是因为这样，元代戏曲家周德清，又根据当时的官话，编撰了《中原音韵》。这本书，成为了此后的一部重要曲韵韵书。甚至也成为了当今一些说普通话的人们，写作古典诗歌的韵书。

《中原音韵》，根据当时官话中，入声已经派入平、上、去三声的实际，把当时曲子里常用作韵脚的字，分成了19个韵部。以此周德清论填词之法谓：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大概也是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吧。今天的普通话，已经没有了入声，但倘若遵循古典要求写律诗，自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粘贴过来就是了。古代人写诗填词，也是要经常翻看韵书的。

我之所以愿意写一点词曲，实在是自以为，这些完全可以运用普通话进行创作。元曲自不必说，无论它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大概使用普通话创作都不会错。词，本来为曲子词。因此，昔人所作之词，皆以播诸管弦。是要按照固定的歌谱，依声填写的。但是由于歌谱失传，后人才无奈，借鉴律诗的方法，根据宋词的文字使用，整理编撰了词韵、词谱。

实际上，今人按照词韵、词谱创作出来的词，大概送到宋朝歌伎的手中，是很难唱出的。因为古人是依声填词，今人是按谱创作，两者相距远矣。正因为有这样的浅见歪理，所以我有的时候便不揣冒昧，在网上将那词谱搜出，依葫芦画瓢，胡乱填上几首。至于写得好坏，也就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一种发泄吧。

当然文学标准各有不同，审美结果和鉴赏结论，也就可能“一百个人心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杨守斋有《作词五要》，当然，文学鉴赏、文艺理论的论著浩如烟海，倘若愿意，自可以在网上搜索看到。至于说曲谱都有哪些，词谱都有哪些，曲与词各有怎样的不同，似乎稍微读一些宋词元曲，便能知道。

也可能在词曲的创作中有,“曲太白则俗,词太白则浊”的说法吧，尽管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却愿意记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艺术是生活的镜子。”于是，便宁可用最笨拙的方法记录生活，也不愿意用优美的语言呻吟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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