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根本原因

郭 辉 东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副对联．但从公元976年宋代兴办我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从蔡伦到王船山，在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载入的2993位历史名人中，湖南只有23人，仅占同期全国历史名人的0.77%，真是寥若晨星!但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国出现了三次革命高潮，湖南三次出现了人才群起的局面。魏源、何绍基、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绍基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在这79年中，湖南名人有8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762人的10.9%。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省涌现了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物。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18%；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活中提到的27位我党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湖南籍的有13人，占4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有6人，上将有19凡：在这一时期，湖南还涌现了一批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知名人物。据不完全统计，自“五四”运动以来的60多年里，湖南涌现了200多名杰出人物，是“五四”运动前两千多年历史名人总和的两倍，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

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湖南历史名人寥若晨星?而近代，特别是现代的湖南历史名人群星闪耀呢?笔者对造成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外在与内在诸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以后认为：开放的社会环境是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根本原因。

早期的湖南，远离帝京，被视为荆蛮山国和卑湿之地，是封建士大夫遭贬谪流落的地方，“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长沙有“自古悲迁谪”之说。从总的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前的湖南，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挤较发达的省份，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交通不便、思想保守的闭塞之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湖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曾经说“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粱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1898年春，比北京、上海后起的湖南维新运动，成了全国新政最出色最富朝气的省份。在全国维新运动三个重点区域——上海、湖南、广东中，湖南和广东两省维新志士形成了“混两派而并流之势”。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出现了“人人皆言平等”、“观听一新”的勃勃生机，连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完、学政江标与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开风气之先，任用维新志士举办新政，还与谭嗣同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

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l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十二天以后，焦达峰、陈作新领导长沙城外的新军发动起义，宣告对清朝的独立，湖南是全国宣布独立最早的省份。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了全国革命的犬本营，湖南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哨阵地和主要战场。“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十九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因素主要存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著名人物，几乎都生活在这些地区。此外，有些人虽然出身于湖南及其他内地省市，但能学习西方并走上变革现实的道路，这同他们曾经长时间在东南沿海工作生活，甚至出国留学是分不开的。湖南邵阳的魏源，他中举以后在江苏、浙江一带任职多年，较多的接触了外国文化，才写出世界历史地理的专著《海国图志》并在1857年以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主张自建船厂、炮舰、练军练武，加强海防，抵御外国侵略；湖南新化人陈天华能写出《猛回头》、《警世钟》那样的不朽之作，并提出“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的主张，这与他1903年曾留学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湖南人在了解西方和日本的过程中，在国内是走在前列的。如：郭嵩焘1876年首任驻英国大使，1878年兼使法国；曾纪泽1878年出使英法，1880年兼驻俄公使。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里，禹子漠、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27人都到过日本留学或避过难，占同期我国名人留日总数149人的18%。杨昌济1903年至1913年曾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九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官费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察教育。

    虽然是湖南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正确口号，也有不少湖南人与其他兄弟省市的爱国人士一起到西方和日本寻找真理，但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谁都没有找到救国的真理。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居留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创办了一个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至1920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约1600人，湖南去了300多人，留法人数是最多的省份之一。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还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一批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在探求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湖南人“贯通今吉，融合中西”的学习精神也是首屈一指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包括杰出人物，都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形成的特定环境中涌现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人才迅速成长的特殊机会，每当社会有一种需要，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思想的、道德的、科学的、技术的、教育的和文学艺术的需要，那么就会在这方面涌现出自己的代表人物。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从历史上看，每逢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者大变革的时期，总是人才辈出的。1840年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的鸦片和炮舰，穷凶极恶地打进来了，他们象一群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裂着中国这个奄奄一息的巨人的肢体，吞噬着这个巨人的血肉，貌似强大的清朝政府已千疮百孔，几万万中华儿女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不仅落伍了，而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儿女又一次面临当亡国奴的危险，加上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封建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压迫，人民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在这社稷危亡、民生凋敝的时刻，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怎能不奋起反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革命运动爆发了。伟大的斗争必然会造就一批伟大的人物。近代以来的湖南，由于是一个开放的、十分活跃的、激烈斗争的地方，全省风气大开，人们思想空前活跃，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就象湘江的洪流一样奔腾于湖南大地，这就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上湖南近代以来的革命先驱能够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顺应和驾驭时代的潮流，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以才层出不穷地涌现一大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

（本文原载中国人才研究会主办的《人才研究》1986/6，3575字。2025年2月17日复核发郭辉东万化境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