遨游书海  陶冶性灵

郭辉东，男，49岁，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副研究员。参加工作30多年来，担任过宣传科长、团委书记、工会主席、机关党委副书记、省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省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他以读书、买书、藏书为乐。现藏书8000余册。他认为，在书的海洋中，可以陶冶人的性灵。他在10多个领域撰写和发表200多万字的文章，有30多篇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宣读或国家级刊物发表，其中20多篇文章作为重点文章刊发或获得一等奖。

记者到郭辉东同志家里采访，看见唯一值钱的家具是一台20英吋的彩电，而五个精心制作的书柜却醒目高大，上下九层，每层可摆两路书，床底下也满是书。记者稍稍浏览了一下，所藏书门类颇全，品种繁多，虽无孤本善本，但经典名著罗列，好书参差。置身在这样的场景，话题自然从书开始。

汪太理(以下简称汪)：郭主任，您家里简直是书的世界，进您家里，触目皆书。

郭辉东(以下简称郭)：未触目的地方也有书，你看——他边说边打开衣柜，里面也码满了书。

汪：买书、藏书、读书本是做学问的人的嗜好，没料到当办公室主任的您，把家营造成书斋，也有此雅好。

郭：买书、读书、藏书，是我的爱好。买书使人经济上“清贫”，藏书使人精神上富有。逛书店买书，我乐此不疲。长沙市的大小书店以及个体书摊，每10天半月我必逛一次。一进书店身上的钱不花光便不甘心?即使出差也不能忘情于书店，就像那里有朋友等待我一样。1986年8月，参加全国首届技术商品化研讨会后，我从成都坐船经岳阳返长沙，在岳阳一进书店便欲罢不能，买完书后只剩下两角钱，只好饿一餐饭委屈肚子回家。1991年，有次在益阳市买完书后口袋里仅剩五分钱。

汪：你真是爱书甚于身体。您买的书这样多，工作又忙，哪来那样多时间读呢?

郭：我买书就是为了读，有的人买书是为了装璜门面，附庸风雅，这种人实际与书无缘，未得读书之乐。古人云：“无事且从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尽管读书是寂寞的，但遨游书海，与古今人物进行超时空的灵魂对话、思想撞击，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读书，已成为我的习惯，不论严寒酷暑，都乐在其中。程颐说过“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这是懂读书真味之言。若有人约我打扑克、打麻将，到晚上10点后，头就有点晕了。而看书或写文章，搞到凌晨2--3点，只要睡上两三个小时，爬起来又可继续。在益阳当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日子里，由于远离了自己的家，休息时间我以读书为乐。每逢周末，除了吃几餐饭，其余时间就是读书，每个周末读书时间达20个小时。实行双休日后，常常用30多个小时进行读书和写作。我真正觉得：“还是读书滋味长。”我还养成了作读书笔记和分类整理资料的习惯。月末、季末和年末，总是想方设法抽出时间，到单位资料室、省科技信息文献馆、省图书馆翻阅几十种报纸、几十种杂志和几十种大学学报，多年来分类收集和剪辑的各种资料，装订成册的有上百本。

汪：怪不得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郭主任这样深得读书之滋味，大概是书香门第出身的吧?

郭：我读书写作并无家学渊源，实是寒门出身。正因为世代受缺少文化之苦，才使我发奋学习，是读书把我引入一个广阔的天地。

我生于1947年11月，是从永兴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我的父亲是个孤儿，当过长工，做上门女婿到我母亲家，父亲姓李，我则随母姓。父亲只认得自己的姓名，母亲则目不识丁。他们是忠实厚道的农民，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做事，生儿育女，积善积德。他们的德性，是从与泥土打交道中显现出来的，朴实无华。

1966年3月，我在湖南省机要人员训练班获中专毕业学历，以优异成绩留在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是当时省委机关年龄最小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止招生了，读书无用论盛行，我却在日夜坚守工作岗位之余，悄悄地作着争取上大学的知识准备。当时，找一点有用的书是很难的。1969年12月的一天，我到省委园林队的几间房子里清理密件，从机关图书室和各部办委丢弃的书报文件堆中，选出了一担自认为有价值的书。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培养了我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则帮我从历史的角度开始认识近代以来的湖南。

1972年春，首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由省革委会办事组选送就读于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工业大学》。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学习和研究，我的思绪进入了包罗万象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也预感科学技术的春天不久必将到来。于是，与陈念文老师一起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新湘评论》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1977年第11期。1978年4月，我调到省科委工作，在科学技术的春天接触了更多新的知识，继续与陈老师等人合作，在自然辩证法、湖南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等方面发表论文30多万字。

1981年开始，我独自进行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体涌现原因的研究，先后发表人才学方面的文章40多万字，并最早提出区域人才学的框架，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此后，对我读书生活影响最大者，当推原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人才研究会理事长柏原。这位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的长者，多次嘱咐我到社会的底层去联系实际精读马、列、毛和邓小平的书。他比我大25岁，至今还乐意与我一起切磋学问和交流思想，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对某些重大问题，他有一点即中的能力，也常使我的认识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1988年底，我到益阳石煤发电综合利用试验厂任党委书记、兼任过副厂长、厂长。在那个号称为“中国石煤硅谷”的山沟里，我除系统地掌握石煤采掘、发电、建材生产的原理和工艺流程外，还在四年的工作之余和节假日里，有计划地研读了大量中国古籍、国内外企业管理知识、领导科学和法学，并尽其所学用于企业管理。《工人日报》一位记者采访我以后甚至说我能够自如地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进行企业管理。

1994年4月，我到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工作。在深入学习和探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同时，潜心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管理和信息科学的学习研究。这时，也有较多的时间从较广阔的领域获取各种信息，还有较多的为省委、省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服务的机会。

汪：郭主任的介绍使我想起于谦的一首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尺，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日新。”郭主任读书可说是进入了这种境界吧？

郭：离这种境界还远。尤其是“胸次全无一点尘”还待长期修炼，但“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日新”的感受倒颇深。

20年前，我写一篇一万多字的大文章，前后需要一、二年的时间。而近几年来，有几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只有一两天就一气呵成了，一个晚上写5000—6000字的文章也是常事。因为工作需要，10多年来受托起草的文章、报告、讲稿有100多篇。迄今为止，我已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研究、毛泽东研究、湖湘文化研究、湖南发展战略研究、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等10多个领域发表200多万字的文章，有30多篇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宣读或国家级刊物发表，其中有20多篇作为重点文章刊发或获得一等奖。

研究名人和伟人，研究区域性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多方面的知识是不行的，缺乏文化功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写大文章,既要写得快，又要写得好,不下苦功夫读大量的书,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胜任不了的。

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您才尝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甜头吧?

郭：确实如此。

1992年3月，省党史委主办的《党史月刊》被特邀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需要一篇介绍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和毛泽东等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的文章。3月14日晨我从北京出差返回长沙，上午外出汇报工作，16日上午9时就交了1.5万字的《湖南近现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的文章，当天上午还赶到益阳吃中饭，前后不到两天时间。这篇文章受到了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全文刊载。

1993年3月，省直工委的负责同志打电话找我，说是湖南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刘先和，是农业厅的著名茶叶专家，中央和省里10多个新闻单位都已出动，希望借我用半个月时间写出二万字的文章。当时我对刘先和连名字都不知道。第二天开始，我广泛地收集了刘先和的各种资料，包括茶叶种植历史、加工工艺、国内外茶叶生产和供需情况，刘先和的档案材料以及新闻媒体发表过的文章，还采访了熟悉刘先和情况的30多个同志。到月底，只用20天时间就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文章，包括一篇全面介绍刘先和的文章、一篇省委领导讲话和一篇刘先和人生观评述。由于我考证的情况被公认为最准确，还受省农业厅的委托，完成《一代茶师》全书的修正和校核。

汪：要真正写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文章，必须广读诗书，厚积薄发。文质斐然，文章方有兴味，否则，会如白开水，淡然寡味。不知郭主任写文章，有没有这种体验?

郭：有。1995年9月应省文史馆之约，写成《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源流及其特征》，涉及宋代以来湖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这篇文章的写作和构思，我前后作了十年的准备。文章在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研讨会交流和《湖湘论坛》发表，受到了省内外文史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好评。当然，质疑的同志也有。

名人和伟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名片。中国的湖南出了个世界伟人毛泽东，这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湖南的骄傲。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地位?我从历史文化的高层次，将毛泽东置于人类历史各类伟人之中进行了全方位比较，动用的资料达5米之高，写成《世界第一伟人毛泽东——试论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在众多领域均有杰出建树，而且在世时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伟人中，还没有第二人可以与毛泽东相比”的结论。

该文在《人事与人才》1996年第1、2期连载，后来又在毛泽东人生观价值观研讨会上交流，均受到一致好评，其中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至今无人提出异议。

汪：听说有一位省政府的领导看了您的一些文章后说：有的人有资料却没有思想，有的人有思想却没有文采，有的人有文采却没有速度，郭辉东可说四者基本兼备，写的文章富有特色，可读性强，一口气看完还留有余味。有这回事没有?

郭：我岂敢受得这样的评价?这只是对我的鼓励。我自知远未达到这一境界，我要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我们不讲这些，还是谈读书吧。

汪：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认为“腹有诗书气亦豪”，看来郭主任谈自己颇谦虚，写文章倒是豪气十足！

郭：写文章确实应该有股豪气。特别是对某些引人关注但又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首先要看作者本人心中有不有把握。无理无据，就会底气不足，胸中有书，底气充足，才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发展的道路上有什么风险和危机?1996年元月，我把湖南与江西近一千年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以后，写了《湖南与江西比较研究》一文，并大声呼喊：“不甘落后的湖南人，该是猛醒而奋起的时候了！”省委《内参》、省政协《学习参考资料》相继发表。《湖湘论坛》、《经济潮》、《中国经济时报》都摘发了文中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在湖南、江西等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反映这篇文章“写死了火”。《经济潮》还就此文连续两次举行专家座谈会进行研讨，湖南电视台的新闻大专题《湖南大趋势》也采纳了其中的一些观点。

在洞庭湖综合治理与江湖关系上，有的资料介绍“自1524年张居正尽堵北岸诸口”，这种误传，长期以来影响着湖南、湖北人民团结治水的心理。经过多方考证，我澄清了事实。明嘉靖皇帝是1521年从湖北安陆兴献王府到北京继位的，北岸堵口与嘉靖皇帝为其生父在湖北钟祥修建明显陵有关。荆江北岸堵口是嘉靖皇帝发动“大礼议”之争并获得胜利的1524年，湖北江陵的张居正1525年才出生(北岸最后一口——郝穴是1542年堵的)。对上述颇能引起争议的一些看法，由于我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现在大多已被省里的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接受，并在学术界引起共鸣。

读书，还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我干过各种工作，自觉能游刃有余地完成任务。我多次受聘到一些大学讲课或指导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兼任多家新闻单位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都能胜任其事。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省直机关优秀党员和学理论积极分子，还被评为全省和全国的优秀家长。读书，还使我自觉地修身养性，不断充实完善人生。在物欲横流的时候，即使自己手中握有一定的钱财物权力，也要慎独自律、清正廉明。这些也可说是“气自豪”的体现罢。

（原载《湖湘论坛》1997年第2期“从政与读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