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湘文化”“融合”的质疑

王  汉  新

谈《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一文(载《湖湘论坛》1966第2期，以下简称《大》文)，有很多疑惑。

《大》文指出湖湘文化有四次大融合。其中，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湖南人谭嗣同、黄兴及其他人参加，表明湖湘文化的一次“中西文化大融合”。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两次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当时力量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反帝反封建，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就这一点说它们有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可以的。虽有局限性，却应当给予肯定。

只是就《大》文所说湖湘文化以理学唯心主义为基本特征来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则并不体现，而是与这种封建文化相对立的“融合”。

《大》文说，南宋时期为湖湘文化“第一次大融合”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为湖湘文化奠立了基础”。胡安国与其子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木式 、朱熹等理学唯心主义学说在湖南“融合”，“使湖湘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特别是朱熹师事胡安国侄儿胡宪十多年，“以儒学为主体而融合佛道，特别是继承了周、程的理学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思维等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综罗百代，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

《大》文还指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主张格物究理，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本质，亦即统一万物的本原之性。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对湖湘士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王夫之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理论，曾国藩的理学，谭嗣同的仁学，还是杨昌济的康德式哲学，无不具有重视哲学的特点，都主张注意把握事物大体大势，深入堂奥，直取根本。还说湖湘文化“吸收了程朱理学弘扬的重义轻利、以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衡、圆熟和谐的处世哲学，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方式”。

《大》文的这些意见，表明其所说的湖湘文化就是唯心主义理学的文化。“理”就是宇宙精神本体，也就是“万物所共同的本质”。“人性”就是天赋的“理”，即封建主义的“仁义礼智”或“三纲五常”，“物性”也就是从人与物关系上找“仁义礼智”这种精神本体，而且所谓物也基本上是精神性的东西，或虽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本质是作为精神的“理”。所谓“以理节欲”，就是朱熹、曾国藩“明天理，灭人欲”这种理学中心思想，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镇压农民的反抗。所谓“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富贵贫贱“各守其分”等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制度。

《大》文说，湖湘文化第二次大融合，也即“洋务运动时期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大融合，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主要事实之一为“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提出‘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和比较全面、完整地表达洋务派观点的思想政治路线”。之二为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征战十三年”，“致使当时出现了‘湖湘弟子满天下”，“仅在湘军13年征战中保举三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就达一万余人”。其中有“总督13人，巡抚13人”。

需要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来理解这种“融合”。

1840年的鸦片战争，“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的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次革命斗争。曾国藩对这次斗争后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说成是“上策”。这是他开始的‘东西融合’。

曾国藩一生对唯心主义理学贞忠不二，以之指导言行．所谓他所实行的“经世致用”和“洋务运动”正是一种唯心主义理学的实践。无怪乎《大》文说这使“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是怎样“兴盛”的呢？

鸦片战争十多年后，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十多年，是一次伟大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个斗争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平定”了，实行这种“东西融合”的主帅就是曾国藩。这就进一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这事被《大》文看中，作为一种湖湘文化的“兴盛”。

在“平定”太平天国中，曾国藩已开始搞“洋务运动”，勾结洋军，使用和开始制造洋炮洋船。“平定”后，创设官办军事工业，官僚资产阶级由此产生，同曾国藩理学唯心主义一样，它一直延续到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专政的时期。曾国藩之后，工商业还有发展。但这些只是封建性、买办性的经济。虽有少量的民族资本产生，但受制于前者。这种体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的“中西融合”，竟也被视为湖湘文化的“兴盛”。

这些，就把湖湘文化说成只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文化，抹杀了这一时期湖南的革命的人民的文化。

《大》文说，湖湘文化第四次大融合，也即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近代以来第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

主要事实有三：

第一，“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的杨昌济，为实现‘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崇高理想，他‘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擎天大柱均出于他的门下”。

第二、“在文化和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相比，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理论视野……还成功地利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三，“这一时期，湖南人才灿若群星……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37．7%。湖南成了‘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语)的显赫省份”。

怎样理解这种“融合”？

《大》文把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与反革命的理学唯心主义实践相“融合”，而后者是“基础”。本文以为决不应当这样做。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自身要求的条件下，接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曾受到杨昌济的影响，称赞过曾国藩，有过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但在五四运动中克服了这种影响，如当时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这说明毛泽东已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对曾国藩，毛泽东则多次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曾国藩当然只是“走狗”的主帅而已。这些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与“湖湘文化”的理学唯心主义根本对立，没有任何“融合”，而只有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祟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麻醉青年的经典。”反动派如此，我们岂能如此?!

《大》文说：“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传统”，所指基本是理学唯心主义。在论述“第四次大融合”中，又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成功地利用中国民族的传统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与上边“传统”的说法衔接。毛泽东思想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融合”。毛泽东肯定中国新文化有“民族的”这一特点。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由此可知，在利用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内容时，只能是必须剔除理学唯心主义这种毒素，而不能对它“兼收并蓄”即“融合”。要吸收的只是古代人民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只是“利用中国民族的传统方式”，其根本的内容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应当说，湖南有着璀璨的文化，现代的和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也有古代的文化，历代的反对反动封建统治的人民的文化，如太平天国在湖南的革命斗争就是一例，还包括屈原、王夫之等的学术、文艺的成就在内，必须批判地继承，也即对其“民主性精华”方面加以继承。但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理学等则是湖南文化中的糟粕，是应当否定的东西。《大》文不把它否定，而视为精华，本文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仅要坚决反对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坚决克服它对自己、对人民的还存在着的若干影响，从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以防止“和平演变”而胜利前进。

（注：王汉新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本文原载《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