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书是短篇小说集《怪手》，1999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怪手》给我带来了诸多好处。

一次出差，我躲在宾馆的房间里校对这本书的清样，让市委书记徐令义发现了。徐书记睁大眼睛，盯着我看，脸上写满了吃惊和羡慕。他也是写手，从此我成了他不可轻视的对手。我当市委办公室主任，分管文字，平时写公文最大的敌人是书记的强势。徐书记高看我，让我三分，这在精神上减少了我和同事们的许多烦恼与痛苦。《怪手》出版后，乐清市文联为我造势，在文昌阁举行《怪手》首发式和我的小说创作研讨会，那天，人高马大的陆光中市长就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他死活不上主席台，听得很认真，一副谦恭的模样。陆市长与徐书记在工作上意见分歧较大，他们在市四套班子成员会议和书记办公会议上时有争论，有时很激烈，我是徐书记身边的人，又是会议的记录者，我的记录的客观性、公正性容易受到陆市长的怀疑。这记录省委组织部常派人下来检查的，它与干部的仕途捆绑在一起。俗话说，恨其和尚，厌其袈裟，我有理由成为陆市长冷眼相对的人。但因了《怪手》的影响，陆市长高看我，始终对我很信任、很友好。一天深夜，他甚至给我打电话，对我说：“倪大主任，今天的会议记录整理，请你笔下留情。”这话背后的信任力量如山一般重。我在书记与市长之间走了四五年的钢丝，居然没出事，这庶几是《怪手》的功劳。

《怪手》共收进20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我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那时我笔锋正健，创作成果颇丰，浙江省作协对我青睐有加。1989年上半年，省作协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深造，学制两年，全班50名学员，浙江仅我一名。我兴奋不已。我兴奋还有另一原因。1977年高考，我以高分上了大学文科录取线，本以为有可能如愿以偿，读上北京大学，但殊不料母亲出身不好，我最终被“下放”乐清师范学校读书。这是我心头永远的痛。今天终于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我怎能不激动？然而，世事难料，当年五月，北京发生了学生风潮，北京大学成了风潮的一处漩涡，而先期到达北京的作家研究生班部分学员，也上街游行，不久，随着风潮的结束，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被取消了。这件事，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雳，我由此掉进了万丈深渊。我很伤心。我发誓，此生再也不读大学，再也不搞文学创作了。正缘如此，衙门里掀起的学历速成热，我一直置身局外，以至成了干部队伍中学历最低的可怜者之一，而此后整整十年，我再也没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对此，朋友们戏谑道，乐清多了一名官僚，少了一位作家。恰恰因为这个背景，我出版《怪手》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个了结，与“躲在抽屉里肢解我的小说的蟑螂”告别，与文坛告别。换句话说，就是彻底“弃文从政”。但断断没有想到，《怪手》出版后，承蒙各方抬爱，特别是在机关大院里，许多人不称我为“倪主任”，而亲切地称我为“倪老师”。这在权力中心是一种异常现象，它让我从中掂量出作家的份量，认识到文学创作的价值，恰恰因此，我再次燃起了文学创作的热情，重新笔耕。此后又陆续出版了三本书。同仁们评论，我最好的书是散文集《芙蓉旧事》，可以这么说，没有《怪手》，我早已作别文坛，就不可能有包括《芙蓉旧事》在内的其他书，而我也就没有资格连续四届兼任乐清市文联的副主席。

《怪手》加印了两次，共印了12000册，我从中获得版费和书款利润三万余元。我是一名穷书生，这笔钱让我为家里添置了冰箱、组合音响和大彩电，让我在家人和客人面前赢得了骄傲。我爱好美术，对《怪手》的编辑和装帧设计颇多“插手”，《怪手》的封面设计创意出自我，插图制作、内容提要、扉页设计、插页照片文字说明和后记，均由我完成。对我这种“反客为主”的做法，出版社执行副总编郏宗培先生及责任编辑曹元勇先生比较宽容，没有跟我计较。这是我的大幸。尽管当时上海制版和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怪手》印制得相当粗糙，但它面目颇具特色，不乏好评。而且，我还听到了来自美术界的一些赞许声。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给了我设计画册的勇气和信心。后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几家外地广告印刷公司设计画册，从中赚了些许设计费。这头收入，多少改善了我的生活，可以这么说，这也是《怪手》的功劳。

总之，《怪手》在工作、名利诸方面都给我带来了好处。为示珍爱与纪念，后来我索性给自己取了一个“怪手”的笔名，又将博客名和棋名均取为“怪手不怪”。我名字中的“棣”字，许多人不认识，有人便干脆叫我为“怪手”，我听到反而觉得很亲切。

当然，《怪手》带给我的负面影响也不是没有，主要是我的“文人”形象因之被放大，被格式化，被标签化。在权力中心，文人是清高的代名词，命中注定是坐冷板凳的料。我在市（县）委办公室熬了二十年，服务过七任市（县）委书记，可谓灯油耗尽，但最终获得评论却是半句话：“这个人写文章可以。”另外半句话是什么呢？我不说，熟悉官场八卦的人恐怕都知道。有趣的是，在我的转岗去向问题上，有位领导竟公开地对我说：“你是文人，去政协最合适。”他似乎把我一生的命运都安排好了。但后来阴差阳错，我却去了人大。

我在乐清市人大分管法务工作，不再长年累月跋涉文牍大山，而我作风硬朗，对不平之事敢于发声，但九年十年，我在同僚们的心目中依然是位“文人”。

2012年元月我退居二线，回顾衙门生涯，柏影森森，心底颇有感触，遂写下《纸背吟》一律：

深陷衙门廿八春，

今天终获自由身。

弃文从政当年误，

借剑杀狼夙愿伸。

官不像官真怪手，

士难称士假文人。

官场八卦今虽别，

感慨无边纸背吟。

诗中“杀狼”二字，借指我的另一本小说集《杀狼》，此书剑指时弊，对不良的政治生态多有抨击，风格一如《怪手》，说怪不怪，不怪却怪。《纸背吟》自然是歪诗，但“纸背”万里，不失好玩之处，其中的颈联，尤可一哂，它是我的个性写照，更是我的人生感慨。

这写照，这感慨，千言万语，拎起来说，多半是《怪手》的功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