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8日，有位博友在海上鹭鸶的一篇博文上评论：“‘海上’（按指贾樟柯导演作品电影《海上传奇》）看了吗？我怎么有点悲观，不大看好这位西北出身的导演眼中的上海呢....”海上鹭鸶即著名上海旅欧画家杨璐回复曰：“说实话，真没我想象的好呢，但是还是抓住某些迷人镜头，但整体稍显松散，散了些气，走了些神，上海是个难度很高的女人，抓住表面很容易，走入内心很难，可是，阿拉上海人自己倒是拍一部看看呢，，，委屈的是这个，虽然心中思路无限多，理发师还没看呢，哪能讲？以后我们几个弄了看看，也许明年，也许弄到进了老人院还么完成，哈哈，，，天晓得，，，”

    杨璐以她艺术家敏锐的目光，对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作出了“抓住某些迷人镜头，但整体稍显松散，散了些气，走了些神”的犀利结论。我很佩服她入木三分的批评。我想她所说的“某些迷人镜头”，就是那些作为过场的上海市井风情和市民生活影像吧？至于“整体稍显松散，散了些气，走了些神”，我看就是说其传奇固传了奇了，但未能传神，即还没有抓住上海百年史的气脉和神韵。当然，把握大上海的气脉和神韵何其难也！

    《海上传奇》我看了两遍，也写了观后感，但没能作出杨璐那样的概括。现在再把那电影在脑海中过一遍，觉得杨璐的批评的确是很中肯的。贾樟柯的确没有抓住上海百年变迁的“气”和“神”。他选择的个人命运的叙说，虽然也能折射多个时代的社会焦点，但总觉得过于散乱和琐屑，也许他在编写文学脚本时就没有一个对上海百年史深入的研判，抑或在人物诉说时难以集聚某个固定的焦点，或人物本身无法达到的思想深度和阅历局限（因为好多人物并非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的人，而是他们的后人，有些在历史发生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孩童），而使导演的意图难以充分表达？

    但贾樟柯说想表现作为个体的很多中国人在近一百多年历史变迁中“被动的个人命运”；认为“颠沛流离是发生在上海城市里最常见又非常激烈的一种命运状态，上海的风花雪月是建立在非常残酷的极端的个人命运上面，我不愿意呈现一个浮华的上海，我想呈现上海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生离死别，人来人往。”那么，“被动的个人命运”究竟从何而来？难道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曾经主宰过个人命运的中国人还少吗？各个历史时期有各个不同社会的悲喜剧。即便悲剧命运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非上海人所独有；而且，悲喜之间往往可以互相转换，这都决定于历史发展的规律。离开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空谈个人命运的被动与主动，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上海的十里洋场和解放后的起落沉浮不过是新旧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一个缩影。附着在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物，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基础折射的载体。黄金荣和杜月笙只能出现在上海滩，不会生长在北京城；如今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也只会诞生在上海滩，而不会萌生于东北黑土地……上海曾经的风花雪月，上海曾经的浮华，即便撇开中国旧社会大背景之民生凋敝，经济衰微不提，未始不是一种局部的起着积极意义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远东第一大都会的称誉就是明证。所以，说上海的“底色”就是“生离死别，人来人往”，未免失之偏颇，不得要领。

    那么，上海的“气”在何处？“神”又何物？就像杨璐说的，“上海是个难度很高的女人，抓住表面很容易，走入内心很难”。是的，上海百年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很难，靠几位历史名人的后裔对当事人的片段记忆和感悟是很难回答清楚的，它得借助于对上海历史有充分研究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眼光。也因此，《海上传奇》影片的立足点和透视的视角就要重新考虑，而不能靠展览式的串起一幅幅众所周知的历史画面来诠释上海历史。当然这也给贾樟柯出了道难题，他是搞艺术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档案工作者，也不是纪录片拍摄者，所以，用个人命运来观照城市命运即城市沧桑并无不对，但其内涵就得再行解构了，艺术的头脑和历史的思考就要紧密结合了，否则就依然会像杨璐说的“散了些气，走了些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