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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别称颇多：处士，逸士，逸人，高士，高人，隐君子，等等。

 “隐士”从古远走来。隐隐约约。却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一代代骚客那饱含隐士情怀的句子。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

今者，慨而咏之：

居士山中隐，书生柳月间；旁观天下事，名利不相牵。

居士山中隐，清风入案前；桃花开两侧，诗笔赋悠闲。

居士山中隐，林间碧水边；幽兰开陋室，翠竹似清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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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那意思，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程度越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量级也就越高。但是请问：在朝的，比如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的屈原，算大隐吗？又如，一直按法律原则断案的包拯，算大隐吗？他们根本就没“隐”呀，算是“志士”罢了。

就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胡扯也。

具体说，“隐士”核心内涵有二。首先，隐藏自己。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隐居不仕。“隐士”这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士”是什么？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仕，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务农，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这不精确。而且，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才叫“隐士”。

可见，世人通常所颂赞的隐士，多属“假隐士”。

比如享有“头号隐士”之誉的陶渊明。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隐隐仕仕，做些小官。四十一岁(按当时人均寿命已是老年了)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觉得不爽，于是谢任，归于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退，能算隐士吗！陶公隐士之美名，皆源于他那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以及《归去来辞》。再如宋代的所谓“大隐士”林逋。这位先生倒是从未做过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活脱脱神仙似的。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呵呵，林先生“隐”得如此轰动。

其“隐”，假的。之所以“假”，被动所致而时势使然也。

纵观所有“假隐士”，没一个不想“仕”的。毕竟，“仕”乃当时体现人生价值的通识之途。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到渭水边琢磨事，最终“钓”出了一番功名。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甚是清高，就想终生为“隐”，漫游江河，纵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入仕敲门砖”，敲得气势磅礴，可惜就是实现不了自己的夙愿。明代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三十六岁时他搬进桃花坞，从此“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这时的唐寅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应该很漠然了。但是，其皇叔，那个阴谋篡权的王爷，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投靠去了。本想捞个一官半职，不料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牵连，狼狈逃回桃花坞，这才彻底死了“仕心”。其去世时的“绝笔诗”曰：“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乃抑制不住之伤感也哉。

对比之，真隐士的人格特点却是一开始即寻求诗意的栖居，安贫乐道，乃本性的一种守恒。最为典型者，庄子远离大小诸侯之尔虞我诈而融入大自然中任逍遥。隐士从来都是，有了做人的精神然后才有了做人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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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绝对纯粹的真隐士何在？在深山更深处，亦即所谓“隐于野”之“小隐”也。

瞧！“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嘻嘻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非也，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于是乎“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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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好玩，于是有了隐士文化。

    撇开先仕后隐、身隐心仕、欲仕故隐、时隐时仕之流，而由于真隐士，历史才造就了中国隐士文化。

   “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乃士人普遍之人生套路。那么，真隐士们为何隐而不仕呢？缘于彼时思想文化中特别的对隐者的推崇与赞许。比如，《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见隐士的故事，便寓含着“真理掌握在隐者之手”。冯友兰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更是隐者思想集大成者。的确，老庄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隐逸情怀及隐士文化提供了“酵母”。就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构成而言，儒家的“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信条，皆融入隐士文化而成为重要内核。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于隐居中发扬积极入世的精神，亦即在貌似放逐自己的背后是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尊重和维护——通过修身而“见于世”，为社会所承认，同时也为大众做出“善”的典范。

    儒道各具其佳，互补为一境界。道家的隐逸思想更具诗意，无为而为，逍遥自在；儒家的隐逸思想，则更合普通人格、更具操作性。

    可以说，古代隐士文化超越时空而给了我们现实意义。

    尚德。处身立世，以德高而望重，努力使善良成为这个世界的根。

    独立。注重个性自由，不跟风不逐浪，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求真。在充满“异化”的喧嚣的环境里，隐逸可以保持人性的本真。

    适意。现实就像一张巨大的“尘网”，落入其中，即拘谨困顿，人生乐趣便一点点流失；而怀着隐居的心态则可挣脱这一切，不以物喜亦不以己悲，恬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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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乃“士”阶层的成员之一，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不是隐士；同时，被后人出于同情或心理倾向而封为“隐士”的也并不全是隐士，比如那些向往入仕只是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以及跻身官场虽不折不挠但官念十足之人——唯有独立人格始终如一、思想自由彻头彻尾、决不委曲求全、从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力学识并且是骨子里头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称之为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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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中的五大隐士典故 

1、五柳先生

出自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就成了高人逸士的代名词。诗词中“五柳先生”除经常借指高人逸士外，“五柳”也成为高人逸士隐居之地的代称。变体用“五柳”、“先生柳”。

唐代王维《老将行》：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2、巢父许由

尧以天下让巢父，不受；又让许由，也不受。两人隐于箕山、颍水之间。晋人皇甫谧《高士传》谓巢父、许由为一人，但诗文中用作典故为两人。诗词中将“巢父许由”作为高人隐士的代称，表示不贪富贵，摒弃高官厚禄的清高思想。变体有“巢由”、“巢许”。

唐代张说《 湖山寺》：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将萝薜易簪缨。

3、楚狂接舆

出自《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楚狂接舆”后来成为不满现实、佯狂处世的隐士的代称。诗词中用来抒发牢骚或表示自己甘于隐匿的思想。变体有“楚狂人”、“楚狂”、“接舆”等。

唐代陈子昂《度荆门望楚》：今日狂歌者，谁知入楚来。

4、黔娄安贫守贱

黔娄，战国时齐人。家贫，不求仕进。汉代刘向《列女传》载：黔娄死，曾子往吊，见以布被覆尸，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邪引其被则敛矣。”黔妻曰：“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黔娄”后来成为甘于贫穷，不求富贵的隐士的典型。诗词中常用来咏叹贫贱夫妻，或自勉或慰勉妻子。

晋代陶潜《咏贫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5、避世墙东王君公

出自《后汉书·逢萌传》所记谚语。东汉王君公，遭乱，侩牛自隐。时人语曰：“避世墙东王君公”。后来，“墙东”成为隐者居处的代称，“避世墙东”成为隐居不仕的典故。

北周庾信《和乐仪同苦热诗》：寂寥人事屏，还得隐墙东。

唐代白居易《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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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