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00年前，即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书《呐喊》小说集，在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社出版（该社《文艺丛书》第3种）。这是五四新文学诞生（以《狂人日记》发表为标志）之后，最能体现时代新思潮和文学革命新成就的小说集；也是从问世以来，至今依然影响最广泛、最受读者欢迎（被列为全国中学生课外读物）的现代文学经典。100年里，历经时代变迁，《呐喊》出版过许多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种，被称为“红皮本”的版本，由于出版于特定年代，是十分稀少而珍贵的版本，而且，这一版本又产生一种特例，因此，很值得人们回顾与研究。 

 

一 鲁迅著作的两个系列

鲁迅的文学创作，从小说开始（首篇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文学作品的结集出版，也是从小说开始，即最早的《呐喊》。此前有一本《中国矿产志》（1906），也属于他的著作（与友人顾琅合著），但署名是周树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鲁迅”的著作，且非文学创作。

自《呐喊》开始，鲁迅文学著作的出版，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大致说来，可区分为两个系列：单行本系列，全集系列。以下试简述之。

1.  单行本系列 

按其生活时期，以及初版时间先后，有：

北京时期（1912—1926）——《呐喊》(第1本小说集，1923.8)、《中国小说史略》(专著，上 1923.12；下 1924.6)、《热风》(第1本杂文集，1925.11)、《华盖集》(第2本杂文集，1926.6)、《彷徨》(第2本小说集，1926.8)，5种；

厦门、广州时期（1926—1927）——《坟》(论文集，1927.3)、《华盖集续编》(第3本杂文集，1927.5)、《野草》(散文诗集，1927.7) ，3种；

上海时期（1927—1936）——《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9)、《而已集》(第4本杂文集，1928.10)、《三闲集》(第5本杂文集，1932.9)、《二心集》(第6本杂文集，1932.10) 、《两地书》(通讯集，1933.4)、《伪自由书》(第7本杂文集，1933.10)、《南腔北调集》(第8本杂文集，1934.3)、《准风月谈》(第9本杂文集，1934.12)、《集外集》(第10本杂文集，1935.5)、《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1936.1)、《花边文学》(第11本杂文集，1936.6) ，11种；

逝世以后（1937）——《且介亭杂文》(第12本杂文集，1937.7)、《且介亭杂文二集》 (第13本杂文集，1937.7)、《且介亭杂文末编》(第14本杂文集，1937.7)，3种。

以上22种单行本，均为鲁迅亲自编定或审定（拟订），是鲁迅著作的典范版本。 

2.全集系列

《鲁迅全集》的编纂、出版，开始于鲁迅逝世以后，经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期，至今已先后出版5种版本：

1938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收著作（1—7卷）、辑录古籍（8—10卷）和译文（11—20卷）。32开，直排，第1卷卷首有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末卷有附录：《自传》《鲁迅先生年谱》（许寿裳编）等。这是第1部《鲁迅全集》，具有开创意义和导引作用。

1958年版（1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专收文学著作（包括创作、评论、文学史专著）和部分书信。大32开，横排，每卷正文部分后，附有各篇作品的注释。

1973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1938年版（20卷本）的重排本，内容与原版相同，32开，由繁体字改为简化字，由直排改为横排，无注释。

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版以1958年版为基础，增加新编《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3种，首次收入《鲁迅日记》，并已收集到的全部书信，对原注释作了修订和增补，校勘比原版本精细。

2005版（18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版由1981年版的16卷，增至18卷（书信、日记各增加1卷）。相比上一版，这一版本的修订，在佚文佚信补收、文本校勘，注释增改等方面，均有明显进步与提高。

据媒体此前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启动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计划将近年鲁学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融汇到新版《鲁迅全集》中。这是鲁学界和读者的福音，期盼更精美、更齐全的新版《鲁迅全集》早日问世。  

 

二“红皮本”，鲁迅作品的特殊版本   

所谓“红皮本”，是研究者、爱好者的说法（简称），其正式名称为：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征求意见本）。这是一套特殊的鲁迅作品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0年代中后期陆续印行。“红皮本”之名，得自于它统一设计的封面，其颜色为绛红（近于紫红）。这套单行本，共27种，28本（《集外集拾遗补编》分为上卷、下卷两本），包括：

《坟》《呐喊》《野草》《热风》《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下卷》《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辑录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顺序参照20卷本《鲁迅全集》，书名据各书实名）

它之为“鲁迅作品的特殊版本”，其特殊性，见于每本书的“编印说明”（印在扉页后）。文称：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的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本书各篇的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八月 ”（据《且介亭杂文》的“编印说明”，后出的其他单行本，文字有的有所改动。）

细一点说，1.其适应对象是“广大读者”。据主事者（鲁迅著作编辑室）言：这套单行本的注释，“着眼于普及”“以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下称“《十年》”）。2.承担注释任务的，是社外革命群众：“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实际上，主要是有关高校的教师。3. 印量有限（每本只印400册），“专供征求意见之用”（在扉页上，印有“征求意见本”字样）；即，非正式出版，不发行。4.除注释外，各篇都有题解，其内容是，“扼要说明该篇的历史时代背景、针对性和主题思想，以及当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等。”（《十年》）

“红皮本”的意义，在于它的“空前绝后”（这种加题解和注释的普及性单行本，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绝无仅有”），还在于它存世量（持有者）稀少，难以求索。（因应形势变化，嗣后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回看鲁迅著作出版史，作为资料和信息，应该记下为“红皮本”，付出辛劳和智慧，做出贡献的各本主要注释者。它们是（其名称，据各书所署；出版时间，据“编印说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坟》，1976.10）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集外集》，1977.2）

南开大学中文系（《彷徨》，1976.5）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华盖集》，1976.10；《华盖集续编》，1977.5）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略》，1979.1）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且介亭杂文》1976.8；《且介亭杂文二集》1977.2）

南京大学《集外集拾遗》注释组（《集外集拾遗》，1977.11）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野草》，1977.1）

杭州大学中文系（《朝花夕拾》，1977.2）

山东大学中文系（《故事新编》，1977.8）

山东师范学院（《集外集拾遗补编 下卷》，1977.12）

厦门大学中文系（《汉文学史纲要》，1977.10；《两地书》，1977.7）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辑录古籍序跋集》，1977.10；《译文序跋集》，1977.11）

辽宁大学中文系（《准风月谈》，1977.3）

吉林大学中文系（《伪自由书》，1976.10）

延边大学中文系（《二心集》，1976.10）

河北大学中文系（《南腔北调集》，1977.11）

武汉大学中文系（《热风》，1978.5）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花边文学》，1977.5）

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1976.10）

广西大学中文系（《三闲集》，1977.12）

以上，21所高校的中文系（或注释组，或未加“中文系”），共注释25本。（其中，《且介亭杂文二集》未标示注释者。据《十年》，承担《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任务者，均为“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校名是“上海师范大学”。）查阅各本注释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担两种单行本注释任务的，有：天津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四所高校。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担注释任务，而无“工农兵理论队伍”参与或合作的，有：河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三所高校。

另有3本，注释者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呐喊》，1976.3）

北京电子管厂理论小组（《且介亭杂文末编》，1975.12）

旅大市《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卷》,1977.11）

《十年》云，《呐喊》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是出版社“约请了解放军51101部队、北京电子管厂和我们一起”注释的，由出版社编辑“担任讲解并主持撰写注稿”。即，其注释者实际是鲁编室。《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卷》的注释任务，原来分配给辽宁师范学院，后改为旅大市（辽宁师院所在地）；据相关资料，该市专门成立了注释办公室，组成中心注释组，并发动群众，组织了数百个“三结合”注释小组。         

 

三 “红皮本”中的特例

上文说，“红皮本”是鲁迅作品的特殊版本，亦即，它是一套非正式出版，未曾发行的鲁迅著作。但出版社对其处理，也有例外情况，或可称“特殊中的特殊”：“红皮本”《呐喊》及《彷徨》，于出版“征求意见本”后，随即（当年）重排了正式版本，在书店公开出售。有实物为证，在笔者存书中，就有1976年10月版《呐喊》，1976年12月版《彷徨》，系在本地书店购得（后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买书时间“1977.3.1”）。这两本，属于“红皮本”（28本）中，迅即正式出版的特例。（此举也许因为，读者阅读鲁迅小说的需求，更为迫切的缘故。）

以正式出版本与“征求意见本”进行比较，两者外观明显不同：前者的开本（32开），小于后者（大32开）；前者封面的上方，印有鲁迅木刻头像，封面颜色为橘红，后者没有头像，绛红颜色。（正式版的《彷徨》，相比于《呐喊》，封面设计略有改变。）但两版本的注释者相同：《呐喊》扉页背面均印有，“本书注释者：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彷徨》扉页背面印的是，“本书注释者：天津碱厂工人理论组 南开大学大学中文系”。

且看正式版两书的出版、发行等信息（据版权页）：

《呐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436 定价 0.49元（页码 203页）

《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445 定价 0.41元（页码 198页）

遗憾的是，对“红皮本”《呐喊》和《彷徨》，于当年正式出版一事，主事者和研究者均有所忽略，在其有关文章和著作中，似乎“不约而同”，对其无记述，不涉及。

查阅《十年》，关于《呐喊》《彷徨》那十年中的出版，仅见于1976年3月的一处文字：“《呐喊》的‘征求意见本’于3月末出版。其后《彷徨》《且介亭杂文》《而已集》等的‘征求意见本’相继陆续出书。‘征求意见本’除正文、注释外，对每篇作品都做了题解。”对同年10月的正式出版，未着一字。

在1980、1990年代的相关专著或论文中，情况同于《十年》。如，一本专门研究鲁迅著译版本问题的著作，关于《呐喊》（《彷徨》与其相似）历年出版情况的记述，从1973年接着就到1979年，无1976年的记事：其版次记录中，有1973年的几种和1978年的一种，不见1976年的版本。（参看《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72、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再如《〈呐喊〉各版过眼录》一文，从1923年8月（初版），至1981年12月（16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缕述其所见诸多《呐喊》版本情状，这对了解《呐喊》几十年中出版概况，极具参考意义。此文述及“红皮本”《呐喊》：“此后，鲁迅著作编辑室就开始进行新版注释工作。1976年10月，又有深红色封面版，与《彷徨》《阿Q正传》两本小册子差不多同时出版，这就是‘红皮本’。这一版，作了新的注释，按照当时的做法，先征求意见，再正式出版。”（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5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不过，其关于“红皮本”《呐喊》出版时间（实际是1976年3月）、封面颜色（非深红色）等，记述有失精准；而且，只说“先征求意见，再正式出版”，没有说它的实际正式出版。（“1976年10月”，实为正式出版、发行的时间。）

近有一篇研究《鲁迅全集》编注的课题论文，系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颇值得重视；其关于“红皮本”《呐喊》，称：“《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的单行本注释”“分别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为尝试和探索，仅在内部发行，专供征求意见使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征求意见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 此处说法亦有不确处。1.“红皮本”《呐喊》于“1976年1月出版”，这与《十年》所说（“《呐喊》的‘征求意见本’于3月末出版”）时间不一致。2.“仅在内部发行”非事实（“内部发行”也是“发行”，只是有别于“公开发行”），实际是，“征求意见本”仅“分发”，未“发行“（《十年》：“‘征求意见本’的分发范围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有关的学术单位，专家、学者等。”）3.对“红皮本”《呐喊》的正式出版，亦不着一字。

“红皮本”《呐喊》和《彷徨》的正式版本，出版于特定时期，曾经在全国广泛发行，因此是一种鲁迅著作的重要版本，不应该被忽略。在今日回顾，其独特价值在于：

第一，从读者对象看，它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唯一明示“适应广大读者”，“着眼于普及”的鲁迅著作版本，更适宜于鲁迅作品的流布、鲁迅精神的传扬。其注重普及的出版精神，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第二，从注释内容看，相比于其他版本（如1958、1981等版《鲁迅全集》），“注释要详细一些，力求通俗易懂，尽量避免使用较生僻不常见的字词及文言语句”等（《十年》），如此，更符合普通读者阅读的需求。

第三，从鲁迅研究史、接受史看，据其独有的作品题解，可方便查看和了解，特定时

期学界对每篇作品的主导性观点，读者大众（包括学校师生）对作品的普遍认知，这有益于鲁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乃至读者的进一步阅读和学习。

基于笔者上述认识，有感于“红皮本”《呐喊》在出版史上的特殊性，以及它的不应该被忽略，谨写出一点愚见，作为对《呐喊》问世10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