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最近通过的《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引起极大关注，其新政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若出租房主和用工单位违反规定，将被处以最高5000元罚款。”另有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港澳台居民不适用此法。”

制定此法的管理者，对于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抵触情绪，首先将流动人口定性为城市异类，继而加以管理限制，使本来在城市里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流动人口留下来的机会更少。2003年孙志刚案令一部恶法废止，此事件希望能让城市管理者转变治理思路，由打、压、逼、赶转而为服务、疏导，进而提供机会，最后为其安居乐业提供可能。但深圳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铭“不清除无业人员，深圳没有太平”的论调及昆明刚刚通过的《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在治理思路上仍然保有专政时代的元素，而不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该有的姿态。

提倡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管转变由来已久，我国公民社会的启蒙已在路上，公民本位、社会本位逐渐成为国人共识。但由于治理思路的一以贯之，利益格局长期维持，转型也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法治文件的人眼中，将脏水泼出去比重重过滤之后二度使用，操作简单而容易有绩效，于是设置藩篱、排斥空间便成了首选。这种法则尤其在当前的领导者思维中大行其道，乱状影响政绩，于是将乱状隔离在狭隘的空间中让其无生存之境，一不影响和谐表象，二不用花太大力气去管理，至于该空间当中会否存在不公平、不民主，概不在关注范围。疏导是放在隔离之后的第二选择，这是明显的公权自利之举。

在一个服务型社会里，公权是怀有谦卑之心的，他们的存在得益于公民的纳税，为公民服务理所当然。流动人口也能创造价值，如果不是为了生计，他们无须在城市里浪荡，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简单而粗暴的驱赶其实是最低级的治理之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多少骇人听闻的治安事故，当政者应心中有数。一个文件的出台，无论其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均需对此配备公共资源为之服务，出发点决定了公共资源的软度和硬度，是公共服务还是专政打击。流动人口如果在当政者的意识当中就已经是异类，我们还能期待一部法规出台善待他们吗？

管理，既要“管”，更要重视“理”。“管”只能让社会按照“法”的规范按部就班，“理”才能为我们的人民创造更多安身立命的机会，为“管”提供社会进步的物质和观念基础。如果公权过于自利，我们就只能看到“管”，而且是容易变异为自大的管，所以才有面对流动人口、面对遭遇了巨大不公的上访者那种截、堵、赶、抓、关等公权乱象。这种公权自利，也让一些当政者充分利用“管”的法则，跟时间赛跑，只要治下无乱，一切强硬的政策均可授意推行，至于长远会出现何种恶果，不在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