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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25日

(2012-07-25 17: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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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嘉庆皇帝与特大水灾(转)

 

http://dzb.tsrb.com.cn/tsrb/IMAGE/20110313/030860.jpg

  嘉庆皇帝是诸清帝中最不为人熟知的一位。除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故事外,他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而实际上,嘉庆皇帝自幼勤奋好学,“天藻浚发,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即位后,以业师朱珪的“养身、敬身、勤业、虚己、致诚”为座右铭,以勤政著称。在位期间,他整饬吏治、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倡导节俭,努力革除社会弊端,试图恢复康乾时期的盛世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嘉庆皇帝对救灾工作也极为重视。

  水灾是清代北京地区发生频率较高,为害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据统计,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间,有一百二十九个年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顺治十年、康熙六年、嘉庆六年、光绪十六年和光绪十九年的水灾皆为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本文以嘉庆六年北京地区发生的特大水灾为例,看看嘉庆皇帝是如何开展救灾工作的。

  嘉庆六年京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因本年为辛酉年,故又被称为“辛酉大水”。从六月初一日起,京畿一带连降暴雨,持续将近一个月,以致永定河决口数处。据报,六月初三日永定河在卢沟桥以北六里石景山南的东岸十四号石堤溃决二十余丈,洪水冲至拱极城西北,奔赴东南,再经小井村、丰台、草桥,直冲南苑。同日,卢沟桥东岸二十三号堤被冲开七八十丈,洪水向南,至庞各庄一带。卢沟桥西北岸石堤被冲开四五十丈,洪水冲至长新店以南。卢沟桥南西岸二号石堤被冲开十余丈,洪水直至长新店以南。永定河决口附近及洪水流经的石景山、宛平、大兴、长新店、良乡等地成为重灾区。据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汪承霈奏报,大兴“黄村地方街道直冲大溜,两旁房屋倒塌。又青云店、采育、礼贤等处附近各村庄俱被水淹,涸出地亩沙压一二尺及四五寸不等。……村庄广阔,人数众多。”宛平县受灾人口达八千七百多人,被冲去房屋二千三百余间,冲去三十五人。洪水自西向东贯穿南苑,出东红门东泻,再加之凉水河下游盛涨,通州西南灾情也较为严重。据汪承沛奏报,通州“东南一带率成巨浸,平地水深五六尺至八九尺不等。田禾尽被淹浸,民庐坍塌甚多。”(《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永定河决口造成直隶众多州县受灾。据嘉庆七年三月继任直隶总督陈大文奏报,受灾地区包括大兴、宛平、昌平、密云等在内,为一百二十八州县。如文安县水深“至二丈有余不等,住居民人共计三百六十余村,俱浮沉水中。”灾民达一万零八百七十多人。(《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总之,永定河这次决口使京畿地区人民荡析离居,遭受“从来未有之大灾患”。

  特大水灾发生后,嘉庆皇帝极为关注,此次救灾过程中,蠲免的力度之大、粥厂设立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工赈用民之多、民间赈济地位之高,在封建统治时期都是极为罕见的。嘉庆皇帝应对这次水灾的主要措施具体如下:

减免灾后赋税

  灾情发生后,嘉庆皇帝根据受灾轻重,制定具体分数,多次降旨减免灾区钱粮。嘉庆时期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大不如前,地方遇灾后,政府一般以缓征代替蠲免,暂缓赋税征收。而在此次救灾过程中,鉴于灾情较重,嘉庆皇帝对受灾较重地区如大兴、宛平、良乡、涿州、房山、固安等地的当年应征钱粮全部蠲免,对受灾较轻地区如东安、永清、大城等地的钱粮蠲免十分之五,此次受灾地区基本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蠲免。其中,对受灾较重的宛平,除蠲免嘉庆六年钱粮之外,还将第二年应征钱粮全部蠲免。而根据灾蠲定例,被灾十分者免十分之七,被灾九分者免十分之六,被灾八分者免十分之四,被灾七分者免十分之二,被灾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可见,嘉庆皇帝对此次救灾活动格外重视。

调拨赈灾物资

  物资是各项救灾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清代在全国建有常平仓、社仓,储备粮食,以备灾荒。嘉庆皇帝对储粮备荒十分重视,经常敦促地方大员认真办理仓储,务必储备有资,以待不时之需。此次水灾发生突然,居民自己的存粮瞬间被冲,急需政府接济。灾后,嘉庆帝一面下旨令直隶总督组织手下官吏开仓赈济,一面通过丰荒调剂救济灾民。水灾发生后不久,嘉庆皇帝下旨截留漕粮六十万石分贮郑家口、泊头及天津北仓备赈,令山东采办米麦十万石,河南采办小麦五万石,由水路运往直隶,以备来年平粜之用。

广设粥厂

  水灾发生较为突然,造成大量流离人口。据此,嘉庆皇帝下旨在多处长时期设立粥厂进行赈济。如本年六月初大雨之后,除五城例设粥厂外,他又于芦沟桥、黄村、采育、东坝、大井添设五处。鉴于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粥赈的时间也随之延长。京城粥赈一般从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这次煮赈从嘉庆六年六月初十日中顶庙设厂煮赈开始,(《钦定辛酉工赈纪事》)比惯例提前数月。不仅先期开设,他还先后数次延长粥厂开设时间。先将粥厂延期至四月二十日,日期临近时,因还未降雨,又将五城内外各厂再次展限,且不拘日期,直至甘霖大沛之后。四月二十六日,京师普降透雨,本应停止粥赈,但考虑到端午已近,他再一次将五城粥厂展至五月初五日。本次煮赈的对象不仅包括京城灾民,还包括京外来京就食者。水灾发生后,近畿灾民纷纷前往京师谋生,嘉庆皇帝主张对他们一体施赈,力求扩大救济群体。


  粥厂在此次救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粥厂赈济了大量灾民,如大井粥厂,自嘉庆七年三月初四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领粥人数多达十六万七千二百三十二名。中国历史上历来以活人数多寡作为衡量救荒成效的一个标准,中国第一部荒政全书即名为《救荒活民书》。所以,粥赈在活民方面确实是赈济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当然,就粥赈本身而言,它只是活民之策。领粥灾民每天往来粥厂,费时荒业,正常的生产活动被放弃。可见,煮赈作为赈济手段的补充是可取的,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赈济的主要措施。

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此次较有特色的一种赈济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工代赈主要是发生灾害后,让有劳动能力者通过参加救灾施工的形式获得赈济钱粮。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程项目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众多的灾民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以工代赈是一举两得之举。以工代赈历代都有实行,但是,嘉庆时期,它的地位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嘉庆帝对以工代赈给予特殊的关注,视以工代赈为救荒良策,他曾说“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此次工赈又是嘉庆时期较为突出的一次。

  嘉庆六年工赈工程由工部侍郎那彦宝、武备院卿巴宁阿负责,从嘉庆六年七月始至嘉庆七年五月止,主要包括堵筑漫口,加高两岸堤坝。嘉庆帝对此次工程给予很高的重视,从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此次河工实际用银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两,(《光绪顺天府志》)反映了清政府对这次工程的高度关注,同时这也与京畿重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参加永定河工赈的人数很多。其中,参加嘉庆六年堵筑永定河漫口、修筑石土河堤及挑挖淤沙等工程的约有五万余人。参加工程的灾民并非是无偿劳动,他们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与民间佣工无异。报酬一般按照规定支付,但考虑到本次水灾造成粮价上涨,嘉庆皇帝允许本年工价酌量增加。即匠夫每名加银四分五厘,壮夫每名加银二分一厘。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吸引灾民踊跃参加永定河修筑工程,而且对灾民日后生计有益。此外,修筑永定河工程还是从根本上减少灾害发生的防灾之举,较之灾后救助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永定河修筑工程不仅对灾民起到接济作用,而且还为日后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能有效防止灾害的发生。

打捞埋葬淹毙尸体

  永定河突然决口,附近村庄居民迁避不及,造成大量人口被淹。河中尸体很快腐烂变质,如果不加处理,很容易造成细菌传染,甚至引发较大规模的大瘟疫。嘉庆皇帝于六月初十日下旨命顺天府属各州县收葬淹毙灾民的举措,在客观上有效的防止了疾病的蔓延。

散发棉衣

  按照救灾惯例,清代并无散给棉衣之举。考虑到这次京畿水灾较重,嘉庆皇帝在赈济银米之外,还于气候寒冷之际,发给贫民棉衣。所需棉衣向各城当铺购买,每铺二三百件。当铺出卖棉衣无论新旧皆可,如不够,由政府以每件六钱发放当铺负责缝制。置办齐备后,交由顺天府分地同时散给。领取棉衣是有一定条件,即必须是极贫。领取棉衣依照程序进行,按各村极贫应领花名册发给。散给棉衣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为防止出现弊端,他还派遣大臣监放。如刘权之、范建丰等被派往大兴、宛平监放,先福等被派往五城监放。还陆续对那些因病或有不能来者进行补给。此外,还于十月二十九日,给普济堂、功德林两处领赈灾民棉衣。十一月初一日,给栖流所收养穷民棉衣。

疏通京城内外沟渠河道

  辛酉大水造成京城大面积积水,这除了与雨量较大有关外,还与城市排水系统不畅有很大的关联,疏通淤塞,加强城市排水能力成为必要。嘉庆皇帝于六月初四日派遣大臣查勘疏通京城内外沟渠河道。七月初一日命侍郎高杞等会同各该管衙门,将护城河及旱河等处,通行查勘疏浚。这一举措无疑在日后起到了预防水灾发生的作用。挑挖护城河及旱河也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对灾民起到了很大的接济作用。

鼓励民间救灾

  嘉庆时期政府财政日趋恶化、仓储不足,吏治腐败,政府救灾能力下降。在灾害面前,尤其是遇到特大灾害发生时,政府救灾显得力不从心。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清政府逐渐调整政策,鼓励民间救济,给予民间赈济以合法性地位。辛酉大水造成京畿地区众多灾民待赈。嘉庆帝即位不久,进取心犹在,提出“办赈之道,总在周施博济,宁滥无遗”。而国家财政状况限制了他的手脚,他在下旨蠲免赈济的同时,认识到民间赈济是对官赈的有益补充,应给其合法地位。当时一些大臣主张对民间赈济严加限制,他们认为“官赈与私捐不应搀杂一处”,“俱属见小,不知政体”。嘉庆帝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他认为此举对饥民有益,“试思官员等皆食禄于朝,稍有捐助,熟非公家之物?朕闻现在部员中,即查有圻盛、时彦等捐给银米,有何不合?至殷实商民,受国家涵育深仁,积有余资,伊等乐善好施,更属美事。……妨嘉许之不暇,岂有转行禁止之理?……况官赈之外,又有私捐接济,饥民多得一分口食,岂不更资果腹耶”?“有一人捐资,即有一处灾民得济”。(《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这样,民间赈济的地位得以合法化,其地位和作用一度很高。

  此外,这次救灾活动中,嘉庆皇帝十分注重用人。救灾事务繁杂,需要组织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救荒贵在得人。直隶总督综理救灾事务,位置极为重要。大水发生后,原任总督姜晟被革职,熊枚、陈大文先后署理直隶总督一职。如熊枚继任后,在截留漕粮、仿保甲造册、酌量变通赈期,以工代赈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这次救灾活动能够取得成效与他们有着一定的关系。嘉庆帝除了在任用方面注意做到知人善任外,还注意根据官员的政绩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奖惩,对救灾认真者加级奖励,对办事不力者降级处罚。(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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