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往往要直面阶级斗争问题。“阶级，作为马克思从经济—政治视角所做的划分，用来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变革的原因，研究历史的发展动力是可以的。但是，阶级能否用来对人进行一种道德和伦理规定？阶级作为经济概念、经济视角，甚至都不能与政治立场直接相连，它的确有对应的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人身上，属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并非不可能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无产阶级（如贫农）很可能不仅没有先进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充斥。但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不仅和政治立场相等同，而且取代了道德，成为对人品行的划分标准”[6]阶级划分取代了道德甄别，取代了法律审判，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处境中，这个荒诞的逻辑，造成了种种的人间惨剧，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老生》那里，遭到了质疑、批判和嘲弄。

在《群山绝响》中，以阶级进行的政治划分，并不是笼罩一切的，而是浮于社会表面，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角角落落。民间的道德认同却以一种强大的惯性而留存，与严酷的阶级划分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判定，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互补。元尚婴的爷爷，一个虔心向佛的明智通达之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土地、房屋为累赘，本无意于聚敛土地，却因自身多才多艺、为获妻子的肯定而致富。乡邻为度过难关，为换几个大洋而向其抵押土地。 日积月累，无意间成为了地主。但从道德上说，他又是一个闻名乡里、为众人内心所感念的大善人。“善人”不是靠伪善的行为博得的社会声誉，而是在长期的施恩勿念、受惠莫忘之后，乡邻内心深处掩藏着的深深地感激，自发形成的道德评价。这说明，在人们内心深处，对人的判定标准，首要的还是道德而不是阶级。在“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轰轰烈烈地运动、批判、赞歌、颂歌，虽看似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笼罩了一切，却无法洗涤人们内心深藏着的良知。这种良知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决定着人们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无论社会处境和个人处境如何，这种良知并未泯灭，思维、行为、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不变的思维、行为、想象方式，就是常理。常理是一种习惯，但不是个人性的、可随时改变的、表面性的习惯；而是长期由深藏的良知决定的，人们的想象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层面的习惯，是从意识思维层面向行为层面的透发。《群山绝响》中的人群，虽无法摆脱严酷的社会处境，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恶，没有酿成令人发指的人间惨剧。他们虽也有自私、狭隘、狡黠或无知，有怪诞有荒唐，有可笑可怜可叹之处，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出于良知和常理，却也有义举、善念善行。上至区委书记、中学校长，下至农民、普通老师和学生，莫不如此。例如，写区委简书记，“他敬重识文断字的人，却无法理解报纸上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报纸上咋说，咱就咋念，实际上就按良心和常理去做就好了。就说汉叔中学的老师们吧，他们是有那么点假装斯文，处事待人也显得吝啬小气。小资产阶级嘛，也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人民内部矛盾嘛。何况他们大老远地来这深山里教书，多数人一年四季只能回家两次见老婆，也实在不容易。总之，对于他们，政治上要敲打，生活上要照顾。 ”[5] 219-220在“文革”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汉叔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以意识形态贯彻一切，而是“按良心和常理”去办事：优待“臭老九”们；低调而又人性化地处理白校长被诬告“破坏军婚”事件；摒弃政治成分偏见选拔元尚婴当乡邮员。他的身上，没有时代赋予的冷硬、严酷和虚假，而是满溢着理解之同情，满溢人情化的光辉。不仅居高位者如此，最普通、最卑微、甚至满身缺点的人身上，也都闪现着良知之光。比如，并不能算好学生和好孩子的田信康，懊恼于，自己不是读书种子却被推荐上了高中，应该去继续读书的元尚婴却只能当农民，所以，在他父母亲支持下，他想将高中的入学指标让给元尚婴；元家父母没接受，还感谢他、送给他住校带饭菜的漆桶。事件虽小，善念却大，光辉动人，满溢温情。

《群山绝响》所塑造的这一方小世界，是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这个小世界被置于“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 置于一个允诺了，人与人之间，以阶级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可以相互批判、相互揭发，互相斗争、你死我活的时代。被置于物质上极为贫困、缺衣少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困厄、穷愁、心酸、无奈并非没有落实在成长中的少年身上，但是，真正带给这个少年，影响这个少年成长和心性的，是他周围世界中，人们的良知、常理和温情，这是一个有善有爱、有情有义的温暖的人间。政治环境限制了成分不好的少年，使他丧失了公平的机会，但包括元家长辈在内的人们，以自己的善心，对抗着这个“不公”的环境，通过送礼的方式，想获得上高中的资格，但还是败给了政治大环境。同样地主家庭成分的万水贵，以揭发父亲偷玉米从而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决裂、政治上投机取巧的方式，而获得了上学资格。万水贵的入学之路，虽也艰难而来之不易，但以作践、丑化父亲作为进身之阶，是违背人伦，违背良知、违背常理的；元尚婴的“送礼”之路，虽不合政治程序，却建立在人们的理解、善意和常理之上。最后，入学不到半年，万水贵淹死了，这是否是佛家的因果报应？元尚婴却因此有了上学的指标，但在元家人心中，是有深深地愧疚和不安的，所以，在后来，跑邮的吴小根死了，元尚婴意外当上乡邮员的时候，母亲却哭了；“儿子，你念高中是因为万水贵……殁了；如今要参加工作，又是因为邮递员……唉，唉！为什么你的好运总是要别人先去……呢？ 你想没想过，这样的好运你该不该要！”[5]286-287 这种由佛家因果形成的良知也深深地植入少年的心中。他要去上坟祭拜万水贵。在成为乡邮员后被人嫉妒遭人检举“说毛主席死了”，他遭邮所遣退，又被学校“劝退”，他主动退学了，毫无怨言，因为终获心安。毛主席却果真去世了，时代的大幕拉下，时代的荒诞给予他最后的一击，而少年心智已初步形成：“那‘幸福’二字忽然醒悟了他。幸福，就是不损害任何人”[5]305。 虔心事佛的家庭、充满良知和温情的小世界，不仅使少年向善弃恶，也使他充满善念、爱心和情义。他进巴山去祭拜万水贵、赠麻花给每一个同行者的情节，尤为动人。麻花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相当奢侈的食品。但元尚婴觉得，“能同学一场，人生可能就这一次同路，能不能重复那就难说了。 ”[5]229对待偶然的一次同行者尚且如此，对待身边的亲人、友邻、同学、老师，就更是如此。情义从来都是交互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使少年眼之所见、心之所想、身之所历，都是人间温暖，而非世态炎凉。元尚婴虽活在一个政治上高度严酷、物质上极为贫困的时代，但幸运的是，他的周围世界，是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有良知、有情义、循常理的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完人。他们并不高尚、崇高，但却质朴、良善。《群山绝响》写人物，从来不是贴标签式的，而是从生活真实出发的，描写有血有肉有利益有妄想有缺陷的平凡人。如写区委简书记，录用元尚婴做乡邮员之后的心理活动，写他也动过自己的两个女儿配不配得上这个少年的念头。写苏景兰这样美好的人物形象，也写她的私心和狡黠。“苏景兰离开队伍，提前回家让父母预备饭菜。她走的很慢，果然，没走几步，被老师喊回来，说她忘了带钱。她双手背在身后，欲接不接的样子。顾老师把她的手从背后拽到前面来，又将她的手张开，硬是将七块五毛钱放她掌心。她重复说，‘这不像话、这不像话’，勉强捏拢钱，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就小跑起来，那条粗黑的辫子愉快地飞摆飞扬了，如劲风里的女藤萝草。”[5]261将她细微的、心理活动的“虚”，通过动作和言语的“实”非常精准地刻画出来。但这私心和狡黠却是人之常情，丝毫不影响她的可爱，反而使人物更丰满、更真实。这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不是解剖他们，俯视他们；而是平视他们，观赏他们：这是真正褪却精英知识份子视角的民间立场。以这样的人物和人物的行动构成的小说世界，是日常性的、真实的生活世界。

人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即便小世界深植于大时代。在少年的成长历程中，无论时代洪流留下了多少难以磨灭的痕迹，都没有这个日常性的、真实的生活世界留下的烙印更深。最切近之事物，总是最关乎心性、人格、情感，最能形塑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时代，只是云烟。所以，带有追忆特色的《群山绝响》，舍弃了民族、历史、英雄、重大事件等宏大的元素，书写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小世界，一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

三、隐秀之间，其旨也远

   《群山绝响》的非史诗性书写，弃绝了较大的时空跨度、深广的社会人生蕴含、幽深的思致与人类关切。故事时间跨度不到一年，空间跨度不过一镇，故事主线极为简略，用语用笔、绘人绘事极为简淡，意在开显一个少年成长寓于其中的，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和雅的文风、简淡的意境、温情的小世界，仅是小说文本“状溢目前”的部分、“秀”的部分，并不是其“味”的尽头。没有直言，没有说出，在文本之外的部分，即“隐”的部分，才是其“至味”。作为小说名字的“群山绝响”一词，气势恢宏、悲慨苍凉，与文本中由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风格反差，构成了一个绝大的语境张力场。是什么东西已成“群山绝响”？时代在小说里不是被着意突出的东西；小说里也根本没有能与这个词相匹配的大人物。只能是，这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已成绝响。这隐指当下的世界。与小说中那个处于“文革”中的 1976 年、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语境中，物质上极为贫困，却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相较，当下的世界，社会政治环境上已越发民主和自由，物质上越发富裕充足，但是，不得不承认，道德意识在颓堕，良知、常理、温情的世界已崩塌。“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就易于发现两种人：一是在这些残存的道德的范围之内说话的人，二是那些站在所有这些道德之外的人。”[7]一些人的身上，还有残存的道德；另一些人那里，则彻底无任何道德。政治的民主自由、物质的富足、科学的昌盛并不能增进道德秩序，并不能强化民众内心的良知。而在《群山绝响》中，人们虽贫穷，虽迷信，敬鬼、礼佛，却有更为深沉的良知，更为自觉的道德，却能缔造一个温情的人间世界。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当下不得不正视的隐忧。

    由此可见，《群山绝响》是蕴含着批判性的，只是这种批判落在小说题目与文本内容构成的语境张力之中，落在空白处，落在不言中。不是直面当今的大时代，做一种宏大而深沉的描绘、剖析、思考、批判，而是以追忆的姿态，简淡的笔调，书写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满溢良知与温情的小世界。以过往的“小世界”来烛照、来批判当下的“大时代，隐指当下堪忧的道德境况和社会实景。这算得上是“隐微术”了，或许，这也是非史诗性写作的高妙策略。以小见大，无言批判，于无声处听惊雷。

四、结语

    《群山绝响》以简淡、明快、又不失谐趣的笔调，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小细节，以少年的一段复杂曲折的求学经历，写少年的成长，开显了一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 虽以“文革”为背景，却非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舍弃了民族、历史、英雄、重大事件等宏大的元素，不涉及深广的社会蕴含。但在小说题目与文本内容构成的语境张力之中，在空白处，隐藏着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和深深的道德隐忧。与以“文革”为背景的文学书写不同，它并不正视时代与历史，不用与惨淡和黑暗交锋，显得云淡风轻、闲雅从容；与诸多成长小说也不同，它没有主人公与社会的激烈的对抗、妥协、心灵激荡，没有迷惘、彷徨、绝望；只有善意的晕染、温情的传递、潜移默化中的明悟。这的确是文本的特异之处，轻灵、而不重浊，如春茶一盏，明透淡薄，却回味绵长。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说《群山绝响》[J].商洛学院学报,2018,32(3):20.

[2] 韩鲁华.一代人的情感精神绝响——方英文《群山绝响》阅读札记[J].商洛学院学报,2018,32(3):21-26.  

[3] 冯阳.“个人化写作”下的“文革”书写——论方英文长篇小说《群山绝响》[J].商洛学院学报,2018,32(5):30-33.

[4] 夏晓红.梁启超文选(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

[5] 方英文.群山绝响[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6] 李荣博.聚焦于集体无意识流变的生命书写[M].商洛学院学报,2016,30(5):1-10.

[7] 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3.

（责任编辑：李继高）

【原载《商洛学院学报》201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