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李荣博】(上)
(2019-07-04 2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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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绝响》的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从一个平凡的山村少年元尚婴的初中毕业最后一课开始叙写,到最后被高中劝退完结。故事时间跨度不到一年。以“获得上高中入学资格——高中生活——被劝退”为叙事主线,围绕少年的生活历程,敞开了一方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世界。其叙述却不是典型的、不蔓不枝的线形叙事,而是一座小径不停分岔的花园,在不同的节点上岔开去、荡开去,从而将各色人物、各色人物的各色故事,风土人情、山川景物掌故、人文地理、时代生活场景等万般世事,都纳入到文本叙写中。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情节性,使其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闲谈特色[1]。此时,小说就是说话,就是闲谈,就是街谈巷议,回归到了小说的原初本意。通篇叙述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的历史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反而为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的细节充斥,意趣盎然,高度保真,但却切近生存,深入人心[2-3]。而叙述节点上的荡开与回笼,过渡极为自然,有时甚至使用了意识流手法,使叙述高度符合“说话”与“闲谈”的特质。《群山绝响》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小细节、小丑小怪、小奸小恶、小利小想、小悲小喜。小说敞开的世界,简淡如尺幅水墨,简淡如连环画。
其语言风格也是简淡的,通篇不作愤激语,不作批判语,不作绚丽语,不作惊人语。描人、状物、绘事,聊聊数语,用笔极简,却入木三分,世事洞明。虽然是全知叙述,但讲叙者的声音平和、冷
静、舒缓、淡然,不悲天悯人,也不故作高深,通篇无重言,无寓言,无急言,无矫饰语,多口语,既不卖弄学问,也不卖弄思想。
其人物塑造,也是简淡的。从不浓墨重彩地、全方位地塑造人物, 很少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也不刻意使用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总是抓住人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细节,以漫画和白描的手法,寥寥数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却不深度开挖人物,无意于人物的复杂和丰满。小说虽人物众多,却个个人淡如菊。《群山绝响》如一杯春茶,虽简淡,却并不寡味。
一、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虽也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文革”这样一个可被看作极端处境的大时代,与同类作品相较,最显见的特点,是其跳出了弥漫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史诗性追求”的窠臼。
萦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心头的史诗情结,虽其来有自,成因却极为复杂。概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始,已为其埋下了根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梁启超赋予新小说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注定了新小说要直面大时代,要直面重大、复杂而深沉的命题,要直面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再加上对于本就有漫长史诗传统的西方文学(最直接如“长河小说”)的接受、消化、吸纳;又受中国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式的历史感的浸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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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小说中(如李劼人的三部曲)已隐见史诗性的追求。其后,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标举,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以及其史诗性巨著,又为小说界提供了创作效仿的典范。
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一方面,“史诗性”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化的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情结;另一方面,“史诗性”又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捆绑在了一起。在新时期文学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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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学创作中,伴随文学理念、流派追求的多样化,“史诗性”追求已被淡化,但仍是游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史诗性小说,可以说是史、思、诗的高度融合。“史”的维度,追求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再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演进和精神演化的路径,追求摹写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追求对历史实相、个体与整体的人之生存及命运的揭示。“思”的维度,追求对人之欲求与困顿,良知、道德,奋进与堕落等人之复杂性的探求,追求对人的处境性行为、社会化型塑、历史性吊诡状况的呈现,追求天人之际的复杂因缘,追求终极关怀。“诗”的维度,是“史”与“思”的落脚点,强调的是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妙圆融,意境风格上的阔大、幽深,崇高与悲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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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前,较长的历史跨度,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重大的历史事件,深沉的命题,杰出而高大的、甚或英雄式的人物,崇高的美学风格,形成了宏大叙事,几成史诗性小说的标配。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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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及思想解放的推进,哲学观念上的转换,文学理念、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差异化,从更深层次来说,源于文学对人类生活及生存真实性深度呈现的追寻,容易导致假、大、空和概念化的宏大叙事、英雄摹写和崇高风格,遭到厌弃。比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宏大性,向民间的、草根化历史,向口述的历史回归;新写实小说向日常性的事件、琐碎生活、平庸人物的平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还原。宏大叙事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从“史诗性”追求中剥离了出去,从而使“史诗性”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不再摹写高大杰出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平凡的人物甚至比平凡人心智更不成熟的幼童、白痴、癫狂者作为刻画的对象,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其次,不再描写或极大消减剧烈的冲突和悲剧性的争斗,同时弱化情节,或者描写日常化的情节,或者直接进行生活流式的非情节叙写,如贾平凹的《山本》《老生》。再次,不再以时代或民族作为叙述的视野和思考的疆域,而是将其还原为个人化的、平民化的、日常生存的叙述视野,如《平凡的世界》。虽有诸般新变,但是,较大的时空跨度、深广的社会人生蕴含、幽深的思致与人类关切,作为史诗性追求的核心内涵仍然保留着。并且,史诗性追求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热度至今仍未褪却。
《群山绝响》是非史诗的,但以史诗性叙写为参照,却更能彰显其艺术追求上的独特性。首先,史诗性叙写着眼于民族和时代。即便以个人或家族作为叙述的重心,最后仍要归附到民族与时代上,这是由其背后的历史性追求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方可摹写出民族的社会演进历史和精神演化的路径。所以,史诗性的小说要有很大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只有通过时间的跨度才能容纳和呈现历史性因素;只有空间跨度,才能容纳众多人物的生活场域、命运轨迹。《群山绝响》虽然也有时代背景,却并不将批判或讴歌的目标指向时代,并不控诉或讴歌历史,因为《群山绝响》的主旨并不是历史性的和时代性的,而是超历史或者超时代性的。相反,将故事安置在“文革”这样的时代中,恰好可以营造一个极端处境,极端处境中更能彰显文本的主旨,使所标举和所讴歌的东西在这样严酷的时代更显珍贵。时代在此只是衬托,不是主角。所以,《群山绝响》不仅淡化了其时代,也压缩了其时间跨度与空间跨度。故事空间,仅限于“村—公社—镇”;故事时间,也只是从七年级毕业到八年级约一年的时间。一个镇子,一年时间,一段生命历程,却开显了一方世界,一个温暖的人间,这就够了。
其次,史诗性叙写所追求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群山巨响》中也是基本被回避的,既然所标举和所讴歌的是超历史和超时代的东西,那么就不需要直接正面描写最能展现历史性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才是描写的重心。文中虽也提到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事件,但也只是作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和人物生活轨迹的逆转需要,二是为了保证生活真实而无法回避。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小细节,才使作品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真实而切近,动人心魄而又意趣盎然,真力弥漫而又虚灵不昧。例如,元尚婴的爱恋,与马广玲、与苏景兰,都是用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写尽了少男少女微妙的心事。马广玲要元尚婴给她挠痒痒,苏景兰在合唱表演时偷偷给元尚婴炒黄豆,巴山茶山上,苏景兰与元尚婴共同分吃一根麻花。都是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却都极富包孕性,尽显内心波澜。元尚婴从邮所赶回学校,在河边送别顾老师,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受到劝退处分,只是他自己不知而已。“苏景兰突然走到元尚婴身边,一拽他的袖子,动作幅度很夸张,导致对方的身子一个趔趄,果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手伸向元尚婴,掌一翻,露出掌心的三个橡皮筋:‘这个送你’。未及受赠者反应,她紧跟着又说:‘你的口琴盒子破了,拿这包扎去! ’[5]298在元尚婴接受了退学处分之后,与同学们分别时,“她发现别人要取伞,便抢先取下自己的红伞,递到元尚婴手里,说:‘这伞不是我一个人送你的,是全班同学送你的。’大家鼓起掌来。‘你已经送了我橡皮筋啊。’‘那你再送回来哦——’‘哦’得几分撒娇,几分柔媚,吃惊了大家——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才这么‘哦’。元尚婴摸出三根橡皮筋,对方早已将大辫子翘到他面前:‘你给我套上——’”这些极简的动作和言语里,不着一个“情”字,不着一个“爱”字,却满满地都是爱恋;无一句心理描写,却尽显幽微心思。画面极简,极淡,极美。《群山绝响》通篇都是这样的小事件、小细节,不够恢弘,不够深沉,却浅白明快,和雅清新。
再次,《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杰出而高大的人物。这类能体现历史趋向与时代纠结的人物,对《群山绝响》是没有意义的。其中的小人物,既不背负历史使命,也不背负庞大的民族、国家重任。他们既不会改变历史, 也不会推进社会进程;不会做出巨大的社会贡献, 不会成为时代的标高,也不会成为时代的精神榜样。他们太平凡,平凡到他们的歌哭、穷愁、生死,不会被别人注意,如山中藤萝,花开花落,无人欣赏赞叹,也无人萦怀感伤。他们只是被时代风潮携裹着的芸芸众生,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只活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距离大场景、大事件、大人物,千里万里。这些人物,并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却是在世上生活着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人物。
最后,《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深沉的命题、崇高的风格。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靠习惯和朴素的观念,处事、待人、接物,他们没有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活着也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的行为也谈不上多么崇高。从他们身上,挖掘深沉命题的尝试,都不是平视他们,而是在俯视他们;不是活在他们中间,而是高居他们之上。他们也不需被教育、被启蒙、被批判、被歌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历程,并不为政治语境、精英思想所阻,如大河绕山,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