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绝响》的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从一个平凡的山村少年元尚婴的初中毕业最后一课开始叙写，到最后被高中劝退完结。故事时间跨度不到一年。以“获得上高中入学资格——高中生活——被劝退”为叙事主线，围绕少年的生活历程，敞开了一方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世界。其叙述却不是典型的、不蔓不枝的线形叙事，而是一座小径不停分岔的花园，在不同的节点上岔开去、荡开去，从而将各色人物、各色人物的各色故事，风土人情、山川景物掌故、人文地理、时代生活场景等万般世事，都纳入到文本叙写中。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情节性，使其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闲谈特色[1]。此时，小说就是说话，就是闲谈，就是街谈巷议，回归到了小说的原初本意。通篇叙述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的历史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反而为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的细节充斥，意趣盎然，高度保真，但却切近生存，深入人心[2-3]。而叙述节点上的荡开与回笼，过渡极为自然，有时甚至使用了意识流手法，使叙述高度符合“说话”与“闲谈”的特质。《群山绝响》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小细节、小丑小怪、小奸小恶、小利小想、小悲小喜。小说敞开的世界，简淡如尺幅水墨，简淡如连环画。  

其语言风格也是简淡的，通篇不作愤激语，不作批判语，不作绚丽语，不作惊人语。描人、状物、绘事，聊聊数语，用笔极简，却入木三分，世事洞明。虽然是全知叙述，但讲叙者的声音平和、冷 静、舒缓、淡然，不悲天悯人，也不故作高深，通篇无重言，无寓言，无急言，无矫饰语，多口语，既不卖弄学问，也不卖弄思想。 

其人物塑造，也是简淡的。从不浓墨重彩地、全方位地塑造人物， 很少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也不刻意使用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总是抓住人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细节，以漫画和白描的手法，寥寥数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却不深度开挖人物，无意于人物的复杂和丰满。小说虽人物众多，却个个人淡如菊。《群山绝响》如一杯春茶，虽简淡，却并不寡味。

一、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虽也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文革”这样一个可被看作极端处境的大时代，与同类作品相较，最显见的特点，是其跳出了弥漫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史诗性追求”的窠臼。  

萦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心头的史诗情结，虽其来有自，成因却极为复杂。概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始，已为其埋下了根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梁启超赋予新小说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注定了新小说要直面大时代，要直面重大、复杂而深沉的命题，要直面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再加上对于本就有漫长史诗传统的西方文学（最直接如“长河小说”）的接受、消化、吸纳；又受中国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式的历史感的浸染，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小说中（如李劼人的三部曲）已隐见史诗性的追求。其后，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标举，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以及其史诗性巨著，又为小说界提供了创作效仿的典范。 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一方面，“史诗性”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化的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情结；另一方面，“史诗性”又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捆绑在了一起。在新时期文学直至 21 世纪文学创作中，伴随文学理念、流派追求的多样化，“史诗性”追求已被淡化，但仍是游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史诗性小说，可以说是史、思、诗的高度融合。“史”的维度，追求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再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演进和精神演化的路径，追求摹写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追求对历史实相、个体与整体的人之生存及命运的揭示。“思”的维度，追求对人之欲求与困顿，良知、道德，奋进与堕落等人之复杂性的探求，追求对人的处境性行为、社会化型塑、历史性吊诡状况的呈现，追求天人之际的复杂因缘，追求终极关怀。“诗”的维度，是“史”与“思”的落脚点，强调的是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妙圆融，意境风格上的阔大、幽深，崇高与悲壮。在 80 年代以前，较长的历史跨度，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重大的历史事件，深沉的命题，杰出而高大的、甚或英雄式的人物，崇高的美学风格，形成了宏大叙事，几成史诗性小说的标配。但随着 80 年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及思想解放的推进，哲学观念上的转换，文学理念、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差异化，从更深层次来说，源于文学对人类生活及生存真实性深度呈现的追寻，容易导致假、大、空和概念化的宏大叙事、英雄摹写和崇高风格，遭到厌弃。比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宏大性，向民间的、草根化历史，向口述的历史回归；新写实小说向日常性的事件、琐碎生活、平庸人物的平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还原。宏大叙事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从“史诗性”追求中剥离了出去，从而使“史诗性”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不再摹写高大杰出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平凡的人物甚至比平凡人心智更不成熟的幼童、白痴、癫狂者作为刻画的对象，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其次，不再描写或极大消减剧烈的冲突和悲剧性的争斗，同时弱化情节，或者描写日常化的情节，或者直接进行生活流式的非情节叙写，如贾平凹的《山本》《老生》。再次，不再以时代或民族作为叙述的视野和思考的疆域，而是将其还原为个人化的、平民化的、日常生存的叙述视野，如《平凡的世界》。虽有诸般新变，但是，较大的时空跨度、深广的社会人生蕴含、幽深的思致与人类关切，作为史诗性追求的核心内涵仍然保留着。并且，史诗性追求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热度至今仍未褪却。 

《群山绝响》是非史诗的，但以史诗性叙写为参照，却更能彰显其艺术追求上的独特性。首先，史诗性叙写着眼于民族和时代。即便以个人或家族作为叙述的重心，最后仍要归附到民族与时代上，这是由其背后的历史性追求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方可摹写出民族的社会演进历史和精神演化的路径。所以，史诗性的小说要有很大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只有通过时间的跨度才能容纳和呈现历史性因素；只有空间跨度，才能容纳众多人物的生活场域、命运轨迹。《群山绝响》虽然也有时代背景，却并不将批判或讴歌的目标指向时代，并不控诉或讴歌历史，因为《群山绝响》的主旨并不是历史性的和时代性的，而是超历史或者超时代性的。相反，将故事安置在“文革”这样的时代中，恰好可以营造一个极端处境，极端处境中更能彰显文本的主旨，使所标举和所讴歌的东西在这样严酷的时代更显珍贵。时代在此只是衬托，不是主角。所以，《群山绝响》不仅淡化了其时代，也压缩了其时间跨度与空间跨度。故事空间，仅限于“村—公社—镇”；故事时间，也只是从七年级毕业到八年级约一年的时间。一个镇子，一年时间，一段生命历程，却开显了一方世界，一个温暖的人间，这就够了。

其次，史诗性叙写所追求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群山巨响》中也是基本被回避的，既然所标举和所讴歌的是超历史和超时代的东西，那么就不需要直接正面描写最能展现历史性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才是描写的重心。文中虽也提到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事件，但也只是作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和人物生活轨迹的逆转需要，二是为了保证生活真实而无法回避。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小细节，才使作品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真实而切近，动人心魄而又意趣盎然，真力弥漫而又虚灵不昧。例如，元尚婴的爱恋，与马广玲、与苏景兰，都是用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写尽了少男少女微妙的心事。马广玲要元尚婴给她挠痒痒，苏景兰在合唱表演时偷偷给元尚婴炒黄豆，巴山茶山上，苏景兰与元尚婴共同分吃一根麻花。都是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却都极富包孕性，尽显内心波澜。元尚婴从邮所赶回学校，在河边送别顾老师，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受到劝退处分，只是他自己不知而已。“苏景兰突然走到元尚婴身边，一拽他的袖子，动作幅度很夸张，导致对方的身子一个趔趄，果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手伸向元尚婴，掌一翻，露出掌心的三个橡皮筋：‘这个送你’。未及受赠者反应，她紧跟着又说：‘你的口琴盒子破了，拿这包扎去！ ’[5]298在元尚婴接受了退学处分之后，与同学们分别时，“她发现别人要取伞，便抢先取下自己的红伞，递到元尚婴手里，说：‘这伞不是我一个人送你的，是全班同学送你的。’大家鼓起掌来。‘你已经送了我橡皮筋啊。’‘那你再送回来哦——’‘哦’得几分撒娇，几分柔媚，吃惊了大家——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才这么‘哦’。元尚婴摸出三根橡皮筋，对方早已将大辫子翘到他面前：‘你给我套上——’”这些极简的动作和言语里，不着一个“情”字，不着一个“爱”字，却满满地都是爱恋；无一句心理描写，却尽显幽微心思。画面极简，极淡，极美。《群山绝响》通篇都是这样的小事件、小细节，不够恢弘，不够深沉，却浅白明快，和雅清新。

再次，《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杰出而高大的人物。这类能体现历史趋向与时代纠结的人物，对《群山绝响》是没有意义的。其中的小人物，既不背负历史使命，也不背负庞大的民族、国家重任。他们既不会改变历史， 也不会推进社会进程；不会做出巨大的社会贡献， 不会成为时代的标高，也不会成为时代的精神榜样。他们太平凡，平凡到他们的歌哭、穷愁、生死，不会被别人注意，如山中藤萝，花开花落，无人欣赏赞叹，也无人萦怀感伤。他们只是被时代风潮携裹着的芸芸众生，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只活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距离大场景、大事件、大人物，千里万里。这些人物，并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却是在世上生活着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人物。

最后，《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深沉的命题、崇高的风格。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靠习惯和朴素的观念，处事、待人、接物，他们没有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活着也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的行为也谈不上多么崇高。从他们身上，挖掘深沉命题的尝试，都不是平视他们，而是在俯视他们；不是活在他们中间，而是高居他们之上。他们也不需被教育、被启蒙、被批判、被歌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历程，并不为政治语境、精英思想所阻，如大河绕山，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