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人堂》节目中，向文波说：“中国人不要过于含蓄，要有胆量把观点贡献出来。要变得让自己开放，让这个社会更有挑战，更有竞争，我们这个社会更有发展。而要把自己说的很含蓄包起来，我觉得这个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首先我想说，中国人并不是真的含蓄。有些东西似乎演变为民族的传统之后，就变了原来的味道，烙印无法剔除，难免要一概而论，所以含蓄始终带有群体色彩和民族色彩。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中国人含蓄还是狂野，这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周边人的需求。在这个唯关系、唯人脉、唯权钱至上的社会里，时而恭维，时而鄙夷，见风使舵才是关键，至于含蓄不含蓄，这完全是次要的。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在那个几乎被剥夺话语权的年代，沉默的大多数极为普遍，我们也可以将这些理解为含蓄。他们的含蓄是因为他们的顾及，因为害怕，含蓄是出于安全的保护。“龟缩哲学”也能够安身立命，不说话显然要比说话要好得多。我们不能怪罪身处这样一个特定的、可悲的年代的人，是历史决定了这一切，只有如此经历，才会明白话语权的可贵。

    开放的年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来，通过网络，或者通过其它，这似乎让人很是舒坦，没有了隔阂，消除了鸿沟。但是问题却依然存在，让社会更有挑战，更有竞争，更有发展，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想。出于权力的保护，出于个别的得失，出于所谓的和谐，一方在贡献观点，一方在压制观点，两相抵消后，我们发现，很大程度上，我们都说了些废话。

    任何有价值的观点都应该得到推崇与鼓励，而不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说了等于没说，那张狂和含蓄又有何区别。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将说的话含蓄地包起来的，不是说话的人，而是听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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