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次周末在姥姥家洗澡（姥姥家住医院大院里，供热水，比去澡堂舒服），家人听我在浴室里一直哭，以为妈妈欺负我，出来才知道是她给我讲了个报上看到的社会新闻，大概是说一个后妈看不惯老公带过来的女儿，趁她睡着在她的喉咙上开了个口，灌进开水将其烫死了。当时我感觉淋在身上的热水就像杀人的开水一样不舒服起来，妈妈看六七岁的我哭得泪人似的倒笑了，说她不是后妈不会这么对我的。其实那时候的我太小，还延伸不到担心厄运降临在自己身上，而是太容易感同身受，对那个死去的同龄女孩心生怜悯。

大学时有次听妈妈说起回贵州探访的事，在去乡下路上她的老同学当地的车撞上了一个放学回家的女孩，女孩爬起来说没事，妈妈要给孩子留钱，但她的老同学不让，说这样讲不清楚，或者之后真出了事倒是不好，于是就让女孩自己回家了。我听了一直放不下，再三追问之后有没有消息，有没有联络，联想到女孩可能表面没事但是否内脏受损或者脑震荡，乡下医疗不行或者重男轻女得不到及时医治再出什么岔子……但除了祈祷她吉人天相，咒念他们这些长辈当时处理得不对，似乎也真的无能为力了。

后来有次看到一期法制节目，讲村里一家人找失踪的孩子，一直抱有希望又断续获得线索，直到警方终于抓住了陌生的犯罪嫌疑人，才浇灭了最后一丝希望。罪犯后悔当时一念之差，没有把路上撞倒昏迷的孩子送医院而是遗弃在野外致其身亡。老实巴交的死者家属得知消息后一直蹲在地上哭，出不了声。我从前不爱看后来没再看法制节目，是因为这期节目让我联想起妈妈讲到的贵州女孩，和法制节目的案例中阴霾的负能量。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社会法制类节目（除科学技术探案），我觉得除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建立戒备意识，或许对于警醒犯罪的目的匮缺，反倒会让节目观众变得更现实或更消极。

以前我不明白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这样，难道他们于私害人的时候自己不会难受而下不去手么，我问妈妈为什么，她说人和人不一样。随着长大逐渐多元地看待周遭的世界，会更明白为什么西方恐怖犯罪事件往往源于那些偏执狂的一些常人不可理解的理想或目的；而在中国很多犯罪事件往往就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小权小利，罪犯也多不是异教徒而是平凡人。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容易犯错呢？如果从信仰方面来解释，刨除上帝（真理）是否真正存在的命题，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心里存在高于自身的精神寄托，真正相信并依赖，也许会更多顾虑恶事之后不可挽回的状况。或许人的灵魂没有天生的高贵，倒真是性本恶，都存在惰性和奴性，缺乏令其“乖乖地”精神或规则的制约，就肯定坏事。

人虽要有自知之明，但不能矫枉过正，最怕的是自认渺小，其实也就等同于认为自己最大，就像自卑的人往往存在外在自大的表象一样，因恶之小而为之，足以犯下大错。当人认清自己的“恶”也会认为他人是恶的，所以被宣扬得再好的事物或人，会被擅“恶”的人挑错，直到找出事物或他人不足的另一面，冷笑：瞧，它们/他们也不过尔尔。

在动荡年代，生存最大，理想、职责、情感……的需求简单直接，才会有艺术作品里为了一件事执拗的坚持甚至牺牲，和一见定终身的纯粹和执着。而当我发现，自己看名著《悲惨世界》电影版时也会因英雄主义的台词忍俊不禁，因一见钟情而不可思议，因没有发展出继父女情爱的重口味而小有失落时……才真切体会到，在和平年代我们太富足了，也太贫瘠了。

我的哭点很不正常，观影时的第一次动容给了罗素饰演的警长在深思怎样完成职责时的内心独白。感动不都是因为感同身受和深有体会，有时也因为理解和启发。电影《悲惨世界》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理解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非时代的异类，而是人之于生存的探索，都是求存的本能。

不能写太多，怕长篇大论而失眠，所以收笔。曾经在心里放不下的事情讲出来轻松许多，但实际不希望它们再成为更多人记忆的芥蒂。结局上讲，生命本是一出悲剧，每个必须历经于此的个体在过程中就更该抱有希望，还是要在看到黑暗面之后，念想世界美好的一面。

祝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