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在2022年，一个温暖的没有雪的冬季里。

 

这本该是令人期待的日子，电视机里播放着世界杯的赛事，人们的心随着比赛的进展而起伏。我没有看到卢塞尔球场里阿根廷与法国的决赛，那段时间母亲正在医院里，我的心在随着母亲的病情起伏。然而最终，我没有等来我的期待。在另一个赛场里，母亲输掉了她与死神的决赛，就差几天，没能进入到新的一年。

 

一

母亲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辽宁北部一座叫开原的小县城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面加上母亲一共是六个孩子八口人，母亲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面是弟弟妹妹，人口多，家境贫困。母亲的父亲，做过民国时期的小职员，建国后在一家单位做会计，极度自私，出门穿着讲究，在家里一个人要有酒有菜，却不顾家人死活，老婆和孩子们，忍饥挨饿，吃穿自己想办法。母亲是女孩，在家中更是没有地位，除了挨饿还要挨打挨骂。还是母亲不大的时候，母亲的母亲，生病没人送医死在家里。后来，母亲的大弟，也被父亲逼得精神失常，死在精神病院里。这是一个贫穷，冷漠，没有爱和温暖的家庭。

母亲的身世，都是我后来听说。母亲到了乡下和父亲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城里的娘家，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姥姥，也没有到过姥爷家。

 

年轻时，母亲曾在县城的医院里做过护士，没做多久就赶上62年精简下放，也就没了工作。但母亲护士的基本操作还是可以的，开水煮针头，混药，注射，都可以做。记得小时候冬天里，父亲生病打针，药拿到家里，就是母亲给注射的。不仅如此，母亲还可以扭过身自己给自己扎针。

母亲在医院做护士的时候，结识了因为气管炎住院的父亲，后来就和父亲一起来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有了我们姐弟四个。

 

记忆中与母亲亲近的场景不多，大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是春天的阳光里，我头枕在母亲的腿上，母亲用手一绺绺地掰着我的头发，寻找里面可能长出的虱子。这是那个时候农村卫生条件下习以为常的事。母亲的手劲很大，我挣不脱，嘴里大喊：疼，疼！

上个世纪70年代，海城地震后，家家都要搭地震棚。所说的地震棚只是用几根木头搭起了框架，上面用油毡纸铺了顶棚，再用玉米秆在四周围成墙，以备地震的时候躲避用。夏天里的雨很大且伴着震耳的雷声，每到这样的时候，母亲胳膊下夹着还很小的我们几个孩子，冲出屋子，躲进屋外简易的地震棚里。雨点落在薄薄的棚顶上，急如鼓点，大如鼓声，让我们心惊肉跳。

 

母亲不大会做饭，饭菜都是糊弄着做的，贴饼子或是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菜里更是少有油星。那个时候油是的最贵重的食品，凭本定量供应。母亲把这种节俭发挥到了极致，基本上是白水煮菜。小时候，我们会趁母亲不注意，把油偷偷放进菜里面。我还记得那时家里的油瓶用的是“滴流”瓶子，时间长了，瓶子外面油乎乎的，全是黑色的油渍。

那个时候，农村里有成衣铺，但大多的家里都是自己做衣服，衣服上的缝缝补补更是通常的事。母亲也会给我们做鞋，补衣服。母亲做的冬天的棉袄，总爱开线，有些针脚还露着棉花。有时候我要自己去缝补，因而很小就学会了针线活。

 

这是温暖的记忆。

除了这些，关于母亲的记忆大都充满着争吵，与爷爷一家的，与父亲的，还有后来在儿女家的，争吵几乎贯穿了母亲的大半生。

 

二

母亲和父亲刚成家的时候，和爷爷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起过。那时候奶奶已经去世了，是爷爷带着除了父亲的六个半大孩子过生活，日子过得也是艰难。母亲到了农村，不会农活，做不好饭，缝不好衣，连基本的相处都做不好，更不要指望长嫂如母了。很快就和爷爷一家”打成一片“。没办法，和爷爷一家分开过，一个院子里两家人，各过各的。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只是因为厨子里的少了半碗米，或是园子里的丢了几颗菜，最后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

不能住一起了，父亲在他上班的另一个村子弄了一处房子。房子是在最山根处平整出的一块地方，用村子里建中学剩下的废砖盖起来的。虽破但毕竟是自己的院子了。爷爷一家从此也就成了母亲嘴里的”敌人“，断了往来。受母亲的影响，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中，爷爷姑姑叔叔们都不是”好人“。

父亲兄弟姐妹七个，姑姑叔叔们在城里做官的大姑父的关照下，陆续搬到了县城里，有了工作。只有我们一家留在了农村,一直也没有来往。直到几十年后父亲去世的时候，叔叔和姑姑们才第一次踏入我们的家门。因为母亲，间隔了几十年。

 

新家也没能带来安宁。就是这样一个院子，因为建在前排邻居院子的后边，从建房时就有了争执，这在农村是常事。从房子建成到父亲去世，这些邻居都没有交往过。一个外来户，没有亲戚朋友，又占了人家的“后院”，在那时的农村里，孤立和对立是可想而知的。这成了母亲新的战场。母亲不吃亏，农村里的人也不都善良，粗鄙的、花样翻新的“骂架”成了经常的事情。

 

母亲从城里来到农村，父亲是“公办”老师，全家都是农村里的非农业户口，这样是分不到农村里的“大地”的。没有可以种的“大地”，无需像农民一样劳作，当然也不会有种地的收成和收入。吃的粮食要花钱到村里的“粮站“去买，而且根据性别年龄不同，分别有不同的定量，细粮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小时候每到月初，便和父亲到”粮站“买了米面，用自行车推回家。

小的时候，我以为生活就是为每天能吃上饭，天天年年的辛劳都是为了一日三餐。人口多，每月定量的粮食捉襟见肘，大米、白面和肉是一样的，只有过节才能吃。母亲操持的三餐都是一个菜一锅出：热气腾腾的“外屋地”，灶台上黑色的大锅里，中间是水煮白菜，锅的四周是一圈玉米贴饼；“刮”煎饼还不错，比贴饼子好吃，如果在刮的时候能偷偷多放点油就更棒了。农村的院子里，除了茄子豆角，就是萝卜白菜，一起炖在锅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炒菜。母亲一辈子做的饭都水炖出来的。后来带母亲去饭馆吃饭，母亲总是嫌炒的菜油太大。

新家院子里有个菜园，菜园子里的劳作，便是我们的“种地“。母亲热衷于菜园子里的活计，虽然种的不好，却从早到晚一直都忙活在里面。因为园子是开在山脚下，石子多，母亲便没完没了地挑着里面的石子。园子里的一颗果，一叶菜都是母亲的命根子。

母亲一辈子“抠门”。在母亲眼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吃剩的饭菜，穿烂的衣服，都不会扔掉。即便是后来生活不愁吃穿了，在母亲住的城里的一楼里，不长的时间也是堆满了舍不得扔掉的盆盆罐罐，纸盒纸箱，让人无处下脚。

这是父母一辈人的生活，因为贫穷，日子过得异常节省。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辈子“没见过世面”，没吃过好的东西，没穿过好的衣服，不会为自己花一分钱。他们眼里的体面就是四个孩子读书都还好。

 

农村里要过好生活，需要有撑起门面的男人，家里有能干活的劳力，有家里家外能说会道的女人。父亲身体不好，家中也没有地可种，母亲不懂持家，还总是抱怨吵闹，只靠父亲一个人工资的六口之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等四个孩子都上了学，原本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了。

小时候还好，我们还都在村里读书，粮食不多，可以多吃粗粮，而且院子里有菜园，山上有野菜；身上的衣服东拆西补，蔽体就行。这时的生活还能将就。后来，等孩子们陆续离家进城读书，父亲仅有的工资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时母亲也去了城里的建筑队工作，做力工。做的都是如男工一样的体力活，那是母亲非常辛苦的两年。我去城里看母亲，七月的夏天里，阳光刺眼，母亲租住的屋子里黑暗而凌乱。没两年，城里的工作做不下去，母亲不得不从城里回来，回到那个院子。

母亲和父亲在这个院子里过了几十年，辛辛苦苦，吵吵闹闹。这个院子是母亲一生最舍不得的地方，没有“娘家“，这是母亲心底里的“自己的家”，虽然贫苦，但有父亲的忍让迁就，却也任性随意。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得不离开这个院子，开始了颠沛的生活。离了人，这个院子也慢慢败落了，后来因为乡里建庙，被埋在土中成了庙宇山门的入口。

 

这是一个孤单的院落，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可以交往的邻居，烟火几十年，最终归于尘土。如今我不知道那个村子里还剩下什么可以看望，怕只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了。

 

三

母亲生在城里，没读过几年书，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父亲生在农村，念书到师范毕业，是村里学校的老师，忠厚老实。在家里面，母亲是不讲道理的强势，也可以说是胡搅蛮缠，把无理的吵闹过成了每天的生活。大多在晚上，母亲便开始了她的抱怨和吵闹。抱怨什么，吵什么呢？大多是父亲没能耐，在爷爷家受欺负，在村子里受欺负，结婚时没有缝纫机……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无理的借口。

小时候，寒冷冬天的夜里，我们躲在被子里，被子外面，是母亲没完没了不知疲倦的咒怨，父亲实在忍不住，抄起炕上的火盆摔在地下，炭火和烟灰飞溅得到处都是，而母亲依然嘴里不停。中考的时候，我要转天带上行李到镇上的学校去考试，而母亲还是不管不顾地吵闹了一个晚上。

抱怨和争吵成了母亲交流和宣泄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使后来父亲大病在家，母亲依然没有多少改变。父亲身体不好，还要分出很大的精力对付母亲无理的吵闹。父亲也由年轻时的愤怒慢慢到后来的沉默。母亲不太清楚，人是有死亡的，不知道这一世只有父亲能容忍她。

 

我与妻子聊起这些事情，妻子会说，你爸前世欠了什么，这辈子会遇到你妈。后来我渐渐理解该是母亲小时候遭受的虐待造成了母亲的性格。因为从小家庭的原因，母亲没有感受过爱，感受过包容，也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给与别人；从小没有依靠，没有人教着做事，不会与人相处，不知道什么是幸福。这是我们的不幸，更是母亲的不幸。

我们说起缘分，总是指那些天作的良缘，而世间的缘分还有另外一种，是还前世的债。

 

父亲还差一年退休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儿女们也都工作和生活在外地了，母亲也就开始了在儿女家的生活。到了儿女家里，母亲依然不能安静地生活，陪着小心也不能避开母亲的吵闹。在母亲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是“自己人”，其他人都是外人，不是好人。脾气随时爆发，吵闹不分日夜，让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里。

在大姐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姐和大姐夫白天都要上班，而母亲经常整晚的不睡觉，嘴里是漫无边际的咒怨，甚至找到姐姐姐夫工作的大学里投诉。大姐怀疑母亲的精神有问题，想带她去医院看，母亲不去。大姐找来安眠药，偷偷给母亲吃下好让她睡觉，后来被母亲发现。在大哥家住的时候，娘家妈来家里看望，母亲竟然报警叫来了警察……母亲把和父亲活着时的那些吵闹完完全全地带到了儿女们的家里。

那个时候，我们会抱怨，为什么我们的母亲不能和别人的母亲一样，安静地生活，和儿女正常地交流，与人正常相处。我们也试着与母亲谈心，让她知道不用做饭，不用家务，只要安静过日子就行，我们也想法去“哄骗“母亲开心。但还是会吵，母亲还是会无所顾忌地说出不讲理的、伤人的话。

 

母亲想回农村，想回老家住。但那个时候老家房子没了，村里也没有亲戚朋友，孩子们也已经都在城里了，怎么回呢？最后在大哥城市的郊区买了套有院带园子的平房。那时母亲的身体还好，平房的院子里有菜地，母亲可以每天忙在地里侍弄那些她种下的蔬菜，这是母亲想要的：总比“圏”在城市中的水泥楼房里好。

在身边，就是吵架，就是两厢的难受，不在身边，又是满心的牵挂。那个时候，我两个月回去一次，先是火车，再公交车，再倒郊区小巴，到母亲住的院子。买上很多的肉和菜，做上几天饭。夏日的阳光照进整个院子，我坐在房前的马扎上，母亲在园子里忙活，一如小的时候。那一刻我好希望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固定住，就这样一生一辈子。

平房冬天的取暖是个问题，没有暖气，烧煤取暖太不能让人放心。后来卖了平房买了间城里的一楼，母亲自己一个人住，大哥在近处，我们定期回去看望。那个时候，母亲还是可以自得其乐的。身体没有问题，做饭吃饭，偶尔还可以点上外卖到家。白天侍弄下一楼窗前那几平米的一块小菜地，晚上还可以和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瞎扭下广场舞。

母亲不会与人交流，和我们也一样，没有谈过心，说不出亲近的话，但血缘在，心疼还在。和上学时离家一样，每次回去，离开的时候母亲总会送我到小区的门口，看着我上了门口的小巴才默默回身，我总是忍不住落泪。

 

一年一年，母亲在变老。自己一个人住，少了争吵的对象，少了话语，脾气也逐渐温和了些。偶尔也能和母亲聊起几十年没见过面的亲戚，聊起当年的“敌人”们，母亲也有了叹息，也能说起他们的好处了。人间一辈子，母亲也开始一点点和生活和解，只是太晚了。

 

四

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开始的时候，母亲说腿不好使了，站起来很费劲。我们找来膏药贴在母亲膝盖上，以为和往常一样，只是受了风着了凉。但是接下来越来越严重，母亲慢慢地站不起来了，同时话也少了。我在外地，每天一个的电话想打通都变得非常困难了。再后来，母亲就开始不认识人了，儿女都认不出来了。后来知道，老年痴呆初期的症状就有腿部的失能，这个演变的时间很快，独居更加速了这个进程。母亲很快便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也无法沟通了，嘴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几个孩子并没有对母亲的将来做过事先的安排。在生病的最初，以为吃了药，过些时间就会转好，但显然不是。远在异地的我患上了焦虑症，很难睡眠，总是担心，可以清晰听到自己心脏的砰砰跳动声，平时开关门的声音都会让我浑身一颤。我梦见母亲在一个院子里面，像往日一样在菜园子里挑着土里的石子，我推开院门回来，母亲抬起头望向我，却是一脸的茫然……

 

母亲接到我这里住了7个月，我亲自照顾了7个月。老年痴呆让母亲的脑子和身体同时不行了，这让照顾起来变得异常困难。不得已母亲被送进了养老院。养老院是妻子的同事介绍的，说是家很好的养老院。母亲最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养老院度过的。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老院，一座新建的4层楼，有独立的院子，干净，温暖，有人情味道；定时洗澡，按点起床吃饭睡觉，每天晒太阳，各种活动，还会有生日的PARTY……

怕母亲孤单害怕，给母亲选了一个大间屋子里的一个靠窗的床位。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很是抗拒，嘴里喊着要回家，服务人员问：你家在哪里啊？母亲说出一些无人听懂的地方。后来慢慢适应了，母亲也就不喊了，也能和照顾的人员有些互动了，高兴了，还能在陪护人员的引导下，唱出几句很老的歌。

和妻子去看母亲，带上母亲爱吃的西瓜。母亲看到西瓜非常高兴，服务人员说是儿子送来的，母亲一脸茫然，指着旁边的妻子说：“小红”。“小红”确实是妻子的小名。

整个养老院的那一层，都是痴呆的老人，有的面无表情，有的面带笑容，静静地看着你，就是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安排，一辈子“挑刺“的母亲，也只有忘了她曾经纠结的一切，才能允许自己被送到这个地方。

母亲争吵了一辈子，“精明”了一辈子，与世有争，到最后，竟然静悄悄地退出了这个喧闹的世界，与这个争吵了几十年的世界彻底分开了，眼睛里没有了我们，没有了“敌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空白。我想，退守的那个该是一个新的世界，那里面安静，明亮、温暖，没有欲望，没有争吵……

 

疫情期间，母亲的养老院管理非常严格，每次进去看望都需要预约和阴性证明。最后半年多，已经是全封闭管理，家属也不能探视了，只能在养老院微信群的视频里，看到母亲每天的生活起居。

我仍然没有去设想母亲的将来，我觉得母亲在养老院的生活是安全的，照顾是周全的，应该可以有很长的世间。但是我错了。

 

五

2022年的12月份，疫情放开，安全严密的养老院最早被攻陷了。同在养老院的其他老人到医院看病带回了新冠病毒，母亲被第一批感染了。

当救护车的蜂鸣声响彻大街的时候，母亲被送进了医院。清早，救护车先到了一家三甲医院，但医院急诊室里的病床已经拼成了连体的“大炕”，已经不能分出更多的氧气管，无法收治新的病人了。急救中心联系了一家二甲医院说还可以接收。到了医院，母亲被立即送进了急诊室，专业的氧气面罩随即罩在了母亲的头上。

这是我与母亲最后的见面。母亲躺在救护床上，费劲而又痛苦地喘着气，隔着面罩能听到肺里的呼呼声，眼里依旧是茫然，但我也看到了那茫然后面的恐惧。我攥着母亲已经插着吊针的手，妻子用手抚着母亲的后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母亲是否认识我，是否还能认出“小红”。

急诊室里，母亲换上医院里的氧气，血氧慢慢升到90以上。有ICU的大夫过来说ICU内还有一个床位。我们前面的一位血氧更低的老人，家属看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我们。母亲送医的第一天就进驻了ICU，我天真地想母亲应该有救了。

 

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酒店，外地的姐姐哥哥都赶过来了。这是放开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到医院的第一天就感染了，发烧，膝盖酸痛，妻子隔天也感染了，大哥在老家已经感染过了，两个姐姐从广州过来，还都没有感染。

 

母亲在ICU住了11天。头5天，血氧保持得不错，里面的大夫也没有找我们特别谈话。然而第6天起，母亲的血氧开始大块地往下掉，母亲进入了垂危的时候。其实，ICU只是做了标准化的救助，该用的都用上了，剩下的就是靠病人自身的体力。母亲生病前算是很结实的，一点不瘦，一辈子也没进过医院。但几年的卧床轮椅，身上只剩下了皮和骨头，根本谈不上体力，肺部功能更是孱弱。病毒让母亲肺的大部分已经变白了，无法逆转，百分百氧气的情况下，血氧也是越走越低。一切都在拼命支撑，只等疲惫的心脏最后崩溃。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父亲，父亲同样是肺部疾病导致心衰离世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到养老院收拾东西，得知养老院里这一波走的都是和母亲一样瘫在床上很久，瘦弱的老人。

 

母亲去世的时间是凌晨。ICU的大夫在头一天就提醒母亲可能快不行了。接到大夫的电话时，我没在医院，和妻子急忙开车往医院赶。凌晨的城市，空旷安静，天空是暗蓝色的，路灯是金黄色的，我的心是灰白色。白天喧闹的医院，这个时候寂静得有些可怕。

姐姐哥哥已经在那里了。稍稍等了一会儿，母亲被几个大夫从ICU一楼的出口推出来，白色的布盖在白色的床车上。或许是这段时间，这样的推出太多了，大夫们已经麻木了，平静地对我们姐弟四个说，可以最后看一下母亲。揭开盖着的白布，母亲就躺在那里，容貌安详，一点也不难看，生前紧皱着的五官都舒展开了，没有气切，看不出有过挣扎的难过。殡仪馆的车在接到通知也第一世间到了。母亲先要送到殡仪馆由专业的人员整理，化妆，穿衣，再停放3天才能送火葬场。

 

3天后，告别的仪式在殡仪馆设置的灵堂举行。因为疫情，这时的告别仪式都是最简单的。一个不大的房间，布置得庄严肃穆，母亲的棺椁摆放在中间靠前面的位置。我们姐弟四个，还有几家要好的朋友在主持人的安排下与母亲告别。最普通的逝者，悼词是简单格式化的，最后是瞻仰母亲的遗容。母亲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了争执，舒展安详，睡得安心，睡得香沉。主持人开始喊鞠躬，妻子站在我的身边轻声抽泣，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想起了好多。

我想起了母亲蒸的放多了碱而发黄的馒头；想起了母亲做的没有一点油星的菜；想起了母亲缝的露着棉花的棉袄；想起了冬天放假回来，母亲忙着把我迎进屋子，让我赶紧脱了鞋把脚伸进炕头的被子下面；想起了每次离开家，母亲嘴里抱怨着什么好吃的都没做，和父亲一起把我送到村前的路口……

想着母亲这一辈子，我的心里早已没有了年轻时抱怨，只剩下了如今的可怜。母亲人间一辈子没有享过福，没有依靠，在充满“敌人”的世界里，辛苦地过着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

我相信母亲的内心是爱我们的，只是她一直没有找到与这个世界恰当的相处方式。而其实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不太懂得如何爱人，当我们有了能力的时候也没有让母亲幸福起来。我们努力过，但没有做到，如果有错，该是我们都错了。

 

母亲走了，在父亲离开的24年后。

一个年代结束了。这是父亲母亲的年代，这个年代里，他们经历了偏远山村里的贫苦挣扎，经历了孩子们离家后空荡院子里的孤单落寞，而母亲又经历了丈夫半路过世的人生变故，经历了背井离乡初入城市的痛苦惊慌，以及后来衰老失智失能的无语无助。

母亲就如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坠落在一块贫瘠的荒地上，没人浇灌，没人梳理，孤单地长成一株野草，一路艰辛，最终枯萎凋落。那凋落处，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那凋落后，依旧是人间四季。来过吗？值得吗？

他们给了我们生命，他们艰辛地生活，他们慢慢地枯萎，最后悄无声息地退出。

他们来了，他们走了。

 

那天，天气晴好，送葬的车排出火葬场外很远，火葬场的接待大厅里，人群熙攘，按号排队，周围听不到哭声，人们大多已经麻木。一早从殡仪馆送过来，母亲推进去的时候已接近傍晚。

我望向那高耸的烟囱，烟囱里白色的烟云缓缓飘向冬日净蓝的天空。那更远处，是归途吗？是吧，我愿相信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家。

 

2023年5月20日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