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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在没有吃喝时很重要，但有了吃喝之后，怎么去用更重要？选择帮助穷苦人，我心里很享受，这是我人生的乐趣。”今年6月下旬，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84岁老人杨景尧，把300万元捐与家乡的文教事业。杨景尧先生1989年从台湾回到家乡，先是建立了一所中学捐给国家，然后又设立了杨景尧文教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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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尧在给受资助的大学生写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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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尧先生捐建的淑君中学。

　　一笔300万元的捐助

　　后河镇后河村在长葛市的西部。7月1日，记者刚进入后河镇，就在路的北侧看到有一栋3层高的楼房，上面悬挂着“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几个大字，在基金会的路对面是一所中学，门口挂有“淑君中学”的牌子。

　　在后河镇打听起杨景尧来特别容易，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都知道他的住处。在淑君中学门口，一位中年人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杨景尧先生再次拿出300万元，捐给了长葛市的文教事业。

　　杨景尧先生的家在后河村的最北部，他介绍说，这次捐出的300万元将使用在3个方面，淑君中学已经建成16年了，要用100万元再建一栋新教学楼。学校目前有学生3000余人，有时学生家长来看孩子，连个停留休息的地方也没有，恰好在学校旁边有个河道，他想用100万元改造河道，在两岸栽上树木，设置一些石凳石椅，并安置一些健身器材。剩余的100万元将注入到“杨景尧文教基金会”中。

　　16年累计捐款1200万元

　　杨景尧是1947年离开家乡长葛的，当时他已经结了婚，1948年时去了台湾，这一走就是40多年。

　　因为他坚信能很快回到家乡，所以一直没有再娶，1979年他和家人取得了联系。

　　“当看到家乡破败的学校时，我找到了报答父母的方式。”1989年，杨景尧终于回到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当得知父母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后，杨景尧大哭一场。他当时灰心到了极点，感到人生、财富都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他又想，自己的钱是父母“给”的，现在父母不在了，通过捐资助学，不也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吗？

　　1990年，杨景尧出资120万美元，在后河镇建起了一所中学，无偿捐献给了后河镇政府。为了彰显妻子孔淑君奉养双亲、抚育子女的懿德，杨景尧特意把这所中学命名为淑君中学。

　　1992年，杨景尧处理完在台湾的产业，回到家乡定居。第二年，他在淑君中学高中部设立实验班，面向长葛市招收成绩优异、家庭困难的初中毕业生。实验班的学生不仅免收学杂费，每月每人发放50元的生活补助，另外每年还免费发放两套校服。

　　在建设淑君中学时，他就有设立“杨景尧文教基金会”的打算，但有人劝他说，如果设立基金会，按照规定，就要把基金会的资金存入银行，而资助资金仅靠银行的利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本金就会越来越少，但如果投资企业，就可以把企业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基金会。

　　他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办起了企业，但直到1995年，所办的几个企业也没有一个赚钱的，杨景尧害怕把钱都赔到企业中去，毅然从企业中抽出30万元设立了“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后来又把基本金充实到200万元，成了当时我省唯一的一个由个人捐资设立的公益性基金会。

　　受资助大学生已有500多人

　　杨景尧介绍说，“杨景尧文教基金会”的主要资助对象是长葛籍的在校贫困大学生。截止到目前已有500多名大学生得到了资助，其中有38名硕士和2名博士。

　　受资助的大学生有3个条件：家境比较贫寒，考上的大学属于重点大学，必须是长葛籍的。

　　“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目前资助对象只好限定在长葛范围内。”杨景尧有些无奈地说。

　　“杨景尧文教基金会”资助大学生的费用，有每年2500元、2000元、1800元、1500元和1000元5个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仍不能继续学业，杨景尧会以个人的名义再追加资助金额。

　　杨景尧举例说，前几年有一位名叫赵刚的大学生，考入郑州的一所大学，并获得了文教基金会的资助，但当杨景尧知道赵刚家庭条件特别困难后，就吩咐赵刚每月可以到自己在郑州办的富基公司领取200元的生活费。

　　文教基金会的资助对那些家境贫困的大学生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在长葛市城关镇有一名姓朱的学生，靠父亲蹬三轮车供他读书。2002年时，朱考上了大学，无奈之下他向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提出了助学申请，但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家访调查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家。经过多次寻访才知道，因为盖不起房子，朱和父亲只能在建筑工地借宿。当工作人员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他“家”，把1800元助学金交到他父亲手上时，父子俩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捐资助学源于坎坷经历

　　“虽然父亲非常支持我求学，但我还是没能进入大学接受深造。”谈起设立文教基金会的想法时，杨景尧说，设立这样一个基金，一方面是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另外还和自己的大学情结有关。

　　杨景尧1923年出生于长葛市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官至兵部尚书，曾为光绪帝讲过史书，在当地有“帝王师”之称。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杨景尧从小衣食无忧。但在他12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父亲卧病在床。到13岁小学毕业时，又遇大旱，家中更加困难，上初中的3元钱学费也没了着落。杨景尧父亲表示，就是把所有的田产卖掉，也不能让景尧辍学。

　　“如果不是日军的侵略，我肯定会非常顺利地读完大学。”杨景尧说，1944年4月，参加完高中毕业考试的他，准备返回家拿钱去重庆考大学，当他到家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计划在家住一晚再走，不料想第二天天还没亮，日军便进入了长葛市的后河，不准任何人外出，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这样，杨景尧错过了考取大学的机会。

　　日军投降后，杨景尧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但在他的心中，大学的梦想仍没有破灭。父亲对于他想出去闯荡闯荡，如果有机会继续考大学的想法非常支持，于是，杨景尧在1947年离开了家，1948年去了台湾。

　　虽然杨景尧从1989年回到家乡后，在5个省区投资建设了大小13个企业，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企业大都经营艰难，根本无力向基金会注入资金。为了维持基金会运转，杨景尧只好每年另外拿出个人存款投入其中。为此，他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

　　据曾受到资助的兰州大学毕业生刘现同说，2003年春节，杨景尧家里居然没钱过年，靠在美国工作的孙子资助，才渡过难关。本来，基金会也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赠，但时至今日，基金会仍靠杨景尧一个人在艰难支撑。

　　基金会成立伊始，杨景尧就着手申请注册，但却迟迟找不到归口的管理部门。

　　2004年3月，国家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基金组织统归民政部门管理。而根据民政部的暂行规定，个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基本金不得少于200万元。为此，杨景尧又拿出个人财产，把基本金扩充到200万元。

　　然而按照此项规定，杨景尧又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个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每年支出不得少于上年基金余额的8％，也就是说，每年至少要支出16万元。因为目前银行利率低，这样，第二年基金会的基本金就将减少到200万元以下。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本金不足200万元的，将被取消资格，剩余的基金合并到其他同性质的基金会。

　　杨景尧说：“要想使基金会持续运转，就必须不断注入资金，但基金会目前又没有稳定的基金来源。如果凭现在的200万元基本金注册，基金会只能是昙花一现，一年后将被取消资格。”

　　今年3月，杨景尧终于找到了一个挽救基金会的办法，他在有关部门注册了“杨景尧文教促进会”，来代替“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并把注册资金扩充到563万元。

　　“但愿用这种办法能使资助活动长期运作下去。”杨景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