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谁能想到眼前这位孱弱的耄耋老人当年曾叱咤风云，为了民族的独立，前辈们就是这样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战斗在最艰难的隐蔽战线的第一线……

1941年1月，中共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兼任城工委书记，刘慎之负责日常工作。城工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以及晋察冀边区周围临近的工矿区和铁路。城工委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1941年秋末，王若君在晋察冀华北联大中学部工作。一天，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找她谈话，希望她回到北平，想办法考进大学，利用玉照堂王氏家族优势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王若君回忆说“当时，我正谈恋爱，心里非常矛盾。可我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王若君瞒着自己的恋人和其他同志毅然接受了任务，悄悄回到北平。当时的北平地下党组织力量非常弱，斗争形势险恶。母亲和残疾的妹妹、弟弟3人生活非常困难，王若君要养家糊口，还要发展组织，但又不能和上级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她感到压力很大。1942年5月，在亲戚的介绍下，王若君在地安门东街小学找到了一份临时代课的工作。有了职业，既可以为自己开展工作作掩护，还能挣钱养家。

　　“经过长时间观察，我决定以自己家族的青年为突破口。”王若君介绍说，玉照堂王氏家族当时住在北平的有二三十户，青年学生都很爱国，对日本人非常仇恨，“我开始频繁地去串门。当得知二十二叔家的大女儿王岫爱看进步书籍后，就主动和她接触。多次交流后，我发现她是个爱国青年，就把她送到了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通过王岫，王若君又结识了王岫周围的一些进步同学和本家一些读中学和大学的姐妹，并将他们陆续送到了根据地。“张力是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王若君回忆说，“他当时是铁道学院的学生。通过他，我又发展了别的党员。”甘英（后来成为刘仁的夫人）也是王若君发展的党员。通过甘英在“海燕社”的工作，“海燕社”的近二十名骨干被输送到了根据地。发展了一些进步学生以及自己家族里一些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姐妹后，如何把他们输送到根据地去呢？想来想去，王若君决定自己先蹚出一条路来。1942年底，她先是坐火车南下易县，再徒步40里地，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来到老家东娄山村。在本家叔叔王霁青的引领下，找到村干部，和他们谈妥了路线及转送安排：凡是王若君从北平送来的青年，都由村里护送到易县五区区委书记杨磊之那里，然后再转送到北方分局组织部。同时，她还和村干部们谈好，如何化妆、如何显示标记，以便到火车站接人。

1943年，王羽、王敏、安子三名进步青年以回老家探亲名义，被顺利送达东娄山村，并被转运至根据地。一条秘密交通线就这样开通了。

但是，从易县到东娄山村40里的路，伪军经常在出没，如果不是王家人、不熟悉这条路的人该怎么办呢？因为在日伪手下干活，又不能经常请假，王若君不可能带人往返根据地。就在她踌躇的时候，她的母亲高淑英（顺平康关著名抗战时期开明绅士高洛国的妹妹）勇敢地站了出来。1943年暑假，王若君的母亲开始做秘密交通线的带路人。她带着一批批进步青年开始同日伪周旋于交通线之间，向根据地输送很多新鲜血液。甚至有时候，她还将人直接送到根据地的交通站——周庄侯儒林那里。除了送人之外，组织上还将一些秘密宣传材料交给王若君母亲带到北平。斯大林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就是她带到北平的。

随着来往根据地人员的增加，刘仁派侯儒林在易县境内的根据地边缘设立秘密交通联络点，在易县与东娄山村建立秘密交通线。后来，为了确保这条交通线的安全，王若君还将妹妹高志（原名王娴礼，化名随母姓）送到易县火车站当女警察，母亲也搬到易县西关居住，给转运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就这样王若君打通了一条秘密交通线。她说：“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相当一部分是我母亲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的。”

1943年9月，王若君考入日伪在北平创办的新闻学院。1944年3月，王若君完成了新闻学院的学业，被分配到日伪中央通讯社妇女股当外勤记者。有了合法的职业，可以到处去采访，党的工作也有了头绪。有一天，她突然接到在伪新民会工作的本家妹妹王荃的消息，“日伪要下手了，他们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王若君赶快回家取出了她时刻准备好的小包袱，安排好北平的工作，带上平时与自己联系频繁的甘英，绕道定兴固城回到了根据地。

    从1942年初到1944年5月，在北平沦陷时期艰苦的环境中，王若君先后将53名进步青年输送到抗日根据地，另还发展了11名地下党员，为党在艰难的抗战时期补充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