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通辽回眸之三十四

老通辽师塾与

新式教育的斗争

   通辽建镇时，已经进入民国时代，读书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走科举之路继而走向仕途。尤其是对于大多数早期来通辽经商、耍手艺的人，让子女读书更注重其实用性——不要求有多大的学问，只要能学会记账、写书信或书写简单的文书足矣。

   通辽在建镇不久就有了师塾。据资料记载，建镇第二年，通辽城里已经有师塾三家，城外四家，师塾先生8个。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共14 条，主要内容有：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

   当时的通辽草创初成，以前也没有“学堂”之类，无所谓改。至于废止“读经科”，也一时难以实现。其实，连教育部也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新式教材。即便后来民国政府对教材内容有所规定，但通辽天高皇帝远，再加上通辽当初延聘的师塾先生一肚子“子曰诗云”，哪里谈得上新式教育？直到1916年设镇时，通辽镇才由一名叫李庆的“办学委员”主管教育，边远乡村哪里管得过来？

   师塾，“南北大炕，书桌摆上”，炕上坐着的学童，年龄不等，高矮不同，一个屋檐下，一个先生，因入学时间不一样，所学的课程也不同。师塾先生要按着入学先后顺序教授不同的内容。这边教完“人口手足，山石土田”，再教另一边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如果还有再高年级的，接着教“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通辽于1914年正式称镇，同时成立设治局，局长富明哲，设治局内下设教育公所。

   1915年11月，“孙宪祖、孙秀山等呈教育公所应准，在通辽镇创立一班初等小学校，召集学生30人”。

   翌年3月，李庆任通辽镇办学委员。同时，孙宪祖、孙秀山创办的初等小学被辽源县批准为镇立国民学校，“租房十间，招学生二级。”这一年，还成立三所“乡立国民学校”，乡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胡家园子，一校一级；乡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敖登台，一校一级；乡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小巴林太塔拉（即小白音太来），一校一级。

   别小瞧了这四所学校，五个班级，却是老通辽现代教育的发轫之举，

   新式学校与师塾教育的较量

   1918年（民国七年）6月26日，通辽正式实行县治，此时通辽县的地面，不仅是民国元年开放的巴林爱新荒地段，“达旗河南河北荒”也并入县界。总面积6,520平方华里，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宽七八十里至百余里不等。经过六年建设，通辽城也颇具规模，四周加筑了城壕，分列八门；镇内早已预留出“修建衙署及警、学、审检各局所立街基”。“城内商铺三百余家，房屋逐渐增修，街市繁兴，大有发达气象。”辖区内已“有村屯63个，又新搭窝堡百余处，蒙汉居民约有万余户，男女六万余人。先后放荒已垦熟地22,000方。

   通辽城人丁兴旺，原来的一所“初等小学”显然已不能满足需求，通辽镇学务委员李庆“函请设立镇立高等小学校”并很快获得批准，学制为7年。

   1919年（民国八年），通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劝学所，教育界元老李庆卸任，由马希駉担任劝学所所长，郭文阵、王文厚为劝学员。这时候的通辽县，国民学校已经发展到17所，学生657名，职员17名。高等小学一所，学生56名，教员2名，职员1名。值得一提的是，马希駉从1919年任劝学所所长，一直到1929年改为通辽县教育局任局长，前后十余年。关于马希駉本人，现有资料谈及到他的很少，只知道他在1914年成立预警办事处时，马希駉任预警总长，1915年将预警改为正警，设立分所长时，他曾任分所长。此外，此人还插手过金融业。1917年，为创办银行做准备，他与张天一、辛毓琦等人发起“暂设公益钱庄，籍资接济地方商工业，以固银行基础”。

   1923年，通辽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公所。高级小学已有3所，4级，共144人。初等小学22所，32级，1,137人。同时，将县劝学所改为县教育公所。第二年，马希駉开始整顿私塾。

   1924年，县教育公所确定各区设立改良私塾14所。

   这时，通辽县已经过十年建设，通辽城内街道井然，商铺林立。尤其是郑家屯至通辽铁路修通，更加刺激了城市的发展，很快取代辽源、小库伦牲畜交易中心的地位。粮食等农作物外销外运数量也十分可观。教育事业经历十年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私塾教育毕竟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对民国推行的新式教育人们还一时难以接受。这种现象不仅在乡下普遍存在，城里一些头脑守旧的人，也一时难以接受。在李庆任学务委员的1916年，就曾对私塾进行过整顿，并严查私塾先生资质，“发现镇内及小巴林太来有五名塾师文理不通资格不符，报请辽源县教育公所取消他们的教授资格”。

     1925年县行政公署发布训令：“通辽地处偏僻，人们很不开化，只近私塾而远学校。虽有县里及公立学校各若干，可是村屯私塾仍不见少。长此下去，对于学务前途影响很大。因此，令各区长及警察所长迫其各屯私塾在十日内立即解散”。

   为了解散私塾，不惜动用警力，不可谓力度不大，但是，私塾教育仍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往往是马希駉前脚刚走，私塾随即开学。当时交通不便，交通工具只能靠骑马，尽职尽责的马希駉只得提请县公署再发训令：“乡间私塾林立，有碍学校学额并误人子弟，对私塾严加控制。学校缺额多者，距校五里不得设私塾。缺额少者，距校三里内不得设私塾”。为严格控制私塾的生存和发展，还采取另一措施，对师塾先生进行“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给予证书，方准成立私塾”。从《训令》内容可以看出，这次整顿的根本目的，是私塾的存在，影响到了学校的发展。因此，才采取了“三里”“五里”不同的“弹性规则”。

   普及新式学校，遏制师塾，说到底，并不仅仅是两种教育方法的较量，而是一场革命。仅从教学内容上就可看出优劣。私塾教育，教材无非还是老一套，新式学校的教材却有了很大的改观。初级小学年限为4年。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高等小学年限为2年。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历史、地理、手工、唱歌、体操。男子加农业，女子加家务。此外，教学内容上也有重大改变。教材中逐渐摒除封建性内容，加强自然科学和职业教育；开始采用白话文、新文学作品及翻译作品。这些，都是那些师塾先生门闻所未闻的。

   1926年，通辽成立第一所初级中学（前身为师范讲习所），学制三年，全部为男生。当年只招收一级，学生45名。1929年秋季，增招一级师范（男女兼收），称通辽县师范讲习科。1930年春，将女生分出单设，为通辽县立女子师范讲习科。

   至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毕业三期学生。

   铁蹄下的奴化教育

   “大日本帝国万万岁”“大满洲帝国万万岁”。这两句话，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退休副教授李生仍然记忆犹新。他只在农村上过半年小学，他说，其它的都忘了。

   193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通辽，翌年，伪满洲国成立。从此，科尔沁人民开始了近十四年铁蹄下的生活。

    1932年，日本人扶持下的通辽县政府下设教育课，王文厚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召集人员，恢复教育。当年恢复小学4所，新建小学3所。在原有县立初级中学的基础上，附设师范讲习科。

   为了笼络人心，加速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采用“文治”手段，把小学作为重点，这时，通辽城内出现了日本小学校“（寻常小学）”“女子学校”，还由包作屏创办一所“私立全民初级小学”。

   不论城乡，所有的学校都废除原有教学秩序、内容、教材。并开始编辑奴化教育的教材。在新教材出笼之前，暂时使用《四书》《五经》。

   提起当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学校生活，许多老年人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屈辱两个字。不论小学，中学。每天上课前要行早礼，向东方遥拜“天皇陛下”和伪满洲国皇帝，唱像哀乐一样难听的日本国歌。中国话被称作满语，日本话叫做国语，日语成为必修的主科，国高，即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校讲话时必须用日语。后来，又发明一种汉语、日语混杂在一块的“协和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要求学生做到“倒背如流”。1936年实行日语检查制度，经考试可取得“特等”和“一、二、三等”日语翻译资格。反叛的学生心中不服，又没有办法，只能背后把日语说成“狗杂一妈死”。当时，校长大多为日本人，少数由中国人担当校长，说了算的依然是日本人。

   体罚，在学校经常发生，犯了校规，轻则打“协和嘴巴子”，重则跪玻璃碴子。有时候，校长把两个学生叫出队伍，令其当着大伙的面互扇嘴巴，直打得嘴角流血，脸颊肿胀。

   日本人知道，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立足之本。于是，就在教材上动手脚，实行“中国日本化”原则，先是把地理、历史可合二而一，后来又干脆取消，代之以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科“（后改成建国精神科）。此外，强迫学生军训，还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勤劳奉事队”劳动。

   马希駉其人

   马希駉，是《通辽教育志》中唯一一位被列入人物传的。他不仅在老通辽历史上任教育主管时间最长，为普及现代学校教育花费精力最多，而且还是一位高风亮节，面对凶残的日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纯爷们。

   马希駉，辽宁省辽阳县人。光绪二十三年考入奉天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毕业。由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委充交涉司署练习员，后委充洮南府土地自治司统计员。1911年，巴林爱新荒务局成立，马希駉来到通辽，并在城里定居。成为通辽城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居民。1914年，通辽镇成立预警办事处，马希駉人预警总长。翌年，镇预警办事处改为正警，设警察分所，马希駉任分所所长，1917年，马希駉“被士绅推举为巴林爱新荒农林会长兼充名誉学董”。1919年，通辽县成立劝学所，马希駉任所长。1923年，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公所，马希駉任所长。1929年春，通辽县教育公所改为教育局，马希駉任局长。

   马希駉先后从事教育工作十三年，尽心竭力，不辞辛劳，在新旧教育制度转换时期，为推广新式教育，废除私塾而奔走呼号，为通辽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可谓居功至伟，

   马希駉一生品德高尚，治学严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通辽，他们得知马希駉不仅有学问，且无论在官商各界及民众当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口碑，遂对其百般劝诱，要他出来做官，马先生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坚辞日伪政权的诱惑，不与日寇合作，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见软的不行，便将他押送到沈阳日军宪兵司令部，妄图软硬兼施，逼其就范。在被关押的三年时间里，马希駉经受住威逼利诱，丝毫不改初衷，直至瘫痪。后经地方及家人多方营救方获自由。他回通辽后，隐居赋闲，与1937年（伪康德四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